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哪吒走进联合国”特别展映活动

联合国外交官外国媒体记者等近200人参加了展映影片得到大家一致好评

《哪吒2》大获赞誉

放映现场座无虚席

尽管特别增设临时座椅仍难满足观众热情

不少观众选择站立观看影片

外国观众看完后纷纷被吒儿圈粉现场用中文唱起“天雷滚滚我好怕怕”超级上头

联合国秘书处员工阿丽亚娜表示电影展现的中国传统美学以及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了她感人的故事情节也触动了她的内心

联合国总部员工扎卡里·丹兹称赞《哪吒2》非常精彩它不仅是一部能被西方人看懂的电影而且老少皆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总站北美总站负责人表示《哪吒2》在北美上映后

极大激发了当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有力推动了中美跨文化交流

这与联合国倡导各国

文明互鉴的目标高度契合

《哪吒2》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文交流

本次活动正值中国担任

本月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

回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提问时表示

联合国欢迎一切形式积极的文化交流

包括《哪吒2》这类动画电影

“对这部中国动画片，期待已久！”

联合国副秘书长徐浩良表示

《哪吒2》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促进了中国和各国的人文交流

影片精良的制作水平也显示

中国动画技术的发展

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连续三周霸榜全球周末票房《哪吒2》创多个纪录

北美电影票房权威数据分析公司之一的

康姆斯科分析公司数据显示

《哪吒2》已经连续三周

登顶全球周末票房榜冠军

2月23日，《哪吒之魔童闹海》

全球电影票房（含预售及海外）突破135亿暂列全球票房榜第八位

此外，《哪吒2》已连续创造多项纪录

包括中国电影史上首部

全亚洲首部票房过百亿的影片

全球单一电影市场最高票房纪录

来源：央视新闻 2025年2月23日

据悉，15个国家领导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印度、哈萨克、中国、吉尔吉斯、俄罗斯、塔吉克、巴基斯坦和乌兹别克的全部8位元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

“さよなら、ありがとう、声のかぎり”，2021年12月6日在江苏省宿迁市某高中，约70名学日语的高中生的歌声响彻教室。

作为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在中国从事日语教育的矢部紬 （前排右起第2，2021年3月拍摄于江苏省宿迁市，照片由矢部提供）

讲台上站着2019年11月从日本派来的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队员矢部紬（25岁）。她教学生们唱日本动画歌曲，大家合唱了在中国也很受欢迎的《鬼灭之刃》主题曲。

这所学校有22名日语教师，日本人只有矢部紬一个人。她作为唯一的日语母语教师，不仅教学生日语，还给老师指导日语。

她的同事候老师（30岁）表示，真没想到就要回国了，希望能再延长任期。矢部紬计划回国后也教在日华人学习日语。她说：“希望找机会再来中国”。

在少数民族很多的贵州省凯里市，某公立高中的第一位外教是八丁文子（40岁）。八丁文子在中国企业也曾教过学，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日语教师。

在全校大约3300名学生中，选择学习日语的约有500人。八丁文子现在正在应对一年一度的高考。跟英语一样，日语也成了高考科目，最近几年，日语越来越受关注。

“你将寄宿在日本人家里，请给这家主人写一封信”，12月7日八丁文子说完题目要求，高三的约50个学生就齐刷刷写了起来。这个题目是按照高考题出的。

八丁文子给“不知道怎么写”的一名男生做了补习。八丁文子说：“最近，学生会等着我，问我问题。在竞争激烈的中国，成绩差的孩子会被淘汰。能帮上忙，感觉很开心”。

日本的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从1979年12月时任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开始的。累计提供了3.3165万亿日元贷款，实施了建设生活基础设施等231个项目。

此外，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承担的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等技术协助累计达到1856亿日元。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重叠，支撑中国走上经济大国之路。在北京一家面向盲人的“心目图书馆”，日本以前的技术援助换了个方式仍在发挥作用。

这家图书馆2009年得到了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援助，日本盲文图书馆提供了语音解说技术。2011年，日本政府和民间机构为图书馆提供了个人电脑和专用设备，图书馆以盲文为主的服务转变成了语音。从2020年起，在拥有12亿用户的微信上也可以使用。图书馆共有3382册有声图书，涵盖古典文学及经典电影等，听众近2万人。

图书馆的运营者郑晓洁表示，最大的收获是从日本学到了站在盲人角度考虑需要什么服务的理念。

记者在此次有关ODA的采访中，也留有一些遗憾。

作为ODA的典型代表，记者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想去采访中日友好医院和中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结果对方一直有所担心，未接受采访和参观。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这样的结果有些让人感到有些寂寥。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虽然日本将退出对华政府开发援助，而欧美正继续提供援助。

2018～2019年，德国对中国援助了8.21亿美元，法国援助了1.69亿美元，英国援助了8100万美元，美国援助了3300万美元。具体业务内容不详细，不过据说一直在开展语言教育及公众卫生等相关援助。可见欧美国家想在中国政府难以着手的领域开展援助，以强化双方关系。

虽然欧美在人权等问题上批评中国，但又想努力进入中国这一巨大市场，这样的姿态没有改变。日本在与欧美保持步调一致的同时，也需要跟中国切实交往。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中国总局 羽田野主

来源： 日经中文网：2022年1月14日

https://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47307-2022-01-14-04-55-10.html

从1921年到1971年再到2021年，三个时间点，两个五十年。沿着这条时间线，可以清晰地看见在一百年大变局中，国际秩序逐渐朝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变迁与进化；与此同时，中国逐渐从积贫积弱走向独立自主，进而开启民族复兴的伟业，并在推动国际公平正义、护佑人类共同命运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日益关键的国际角色。

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9月30日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代表31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强调单边强制措施严重侵犯人权，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呼吁立即彻底取消单边强制措施。新华社发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也是国际矛盾“催化”的产物

姚遥

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政府公共关系委员会副主任。

姚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然而，溯源其所孕育的时代背景却不得不回到1919年。一战结束后，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被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列强不顾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特权转让给日本。面对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虚伪之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严厉批判“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认为“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其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尽管高呼公平正义与民族自决，实际上却被强权政治所操控。你们两位如何评价1919年的世界秩序以及国际联盟的历史角色？

潘基文

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韩国延世大学教授。

潘基文：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一些学者描述为是“一场结束了所有战争的战争”，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不过，由于一战带来的血腥伤亡令整个世界都为之胆寒，全球民意对战争的憎恶和担忧最终也开启了某种试图更好地管控国际竞争、协调世界事务的新努力——在硝烟和灰烬之中，国际联盟应运而生。然而，可悲的是，公平正义理念远未能真正实现，国际联盟最终无力也无法阻止20世纪另一场震撼世界的全球性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

金垣洙

联合国原副秘书长、裁军事务高级代表，现任韩国智库“与时斋”院长。

金垣洙：1919年是世界变革的重要节点，一方面殖民主义与强权政治不断反扑；另一方面遭受殖民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也开始奋力反抗。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同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抗议西方列强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的“五四”运动。恰在当时，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赴华讲学，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五四”运动源于中国人民对国际公平的渴望，但其最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们缺乏斗争经验，与其他社会阶层也未能实现力量整合。换言之，中国争取国际公平的关键问题，实际上在于人民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正如孙中山所言仍然是“一盘散沙”。我想这也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动力之一。

姚遥：的确，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强权政治横行的时代背景。金垣洙副秘书长曾告诉我阅读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我记得其中有一段讲述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时，曾和一位党校老师探讨自己阅读党史的体会。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不仅是国内矛盾集合与爆发的产物，而且是国际矛盾集合与“催化”的产物——世界依然是强权政治，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中国民众——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在对西方阵营极度失望之余，将视线转向刚刚进行过十月革命的近邻苏俄。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两个政治事件，都与上述国际大形势以及民间舆情、民众情绪密切相关。怀着对国际公平的憧憬，至1945年二战结束，中国成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然而由于联合国一度被一些霸权国家及其联盟操控，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中国被“世界所接纳”的夙愿依旧面临着巨大阻碍。那么，如何看待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历史局限？

潘基文：1945年，全球民意都希望各国领袖能够最终从两次灾难性的世界大战中吸取教训。用《联合国宪章》的原文表述，成立联合国是“欲免后世再遭战祸”，因此才要寻求一条和平包容的发展道路。然而，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网络，在实践之中与上述目标仍然相距甚远。其实，实现这些良好目标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因此如果说联合国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未能有效履行多边主义的宗旨和原则。当一些大国将狭隘的国家利益或同盟利益置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优先事项之上时，整个世界最终都会蒙受损失。

1971年：中国恢复合法席位使联合国更具代表性

姚遥：今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1974年4月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新中国领导人，他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宣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何评价1971年以来中国在联合国机制中的历史作用及其“永不称霸”的外交政策？

潘基文：今年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通过50周年，从那时起，中国与联合国的相互依赖逐步加深。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国际责任，在全球事务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国际影响。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来纽约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我有幸代表联合国收到习近平主席赠送的一份特殊礼物——“和平尊”。我特别喜欢上面雕刻着的展翅高飞的七只和平鸽，我们把这份礼物放在联合国大厦的显要位置，因为它充分表明了联合国与中国所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同时，它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工作的大力支持。

中国以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平的发展理念影响了一大批国家，对联合国各项工作具有建设性贡献。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缓解紧张局势、促进国际和平以及向世界动荡地区提供援助、斡旋冲突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非常扎实和突出。2015年我担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在千年发展目标基础上又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我欣喜地看到中国已于2021年率先实现了几亿人口脱贫，为其他国家做出了榜样。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了坚强的意志，已经向国际社会示范了走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显著成效。

金垣洙：我想着重强调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对全球人文交流的重大贡献。我读过基辛格的专著，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从1954年至1970年，两国在并未建交的情况下于日内瓦和华沙举行了136次大使级谈判，其间中国多次提出恢复两国人文交流的建议，均被美国拒绝。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破冰后，毛泽东主席在与基辛格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中国准备“将年龄不是很大的孩子们”送去美国学习。1974年夏，中国政府首次将4名中学生公派至美国纽约，其中有一位时年14岁的女孩名叫章启月——40年后，她成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我认为人民友好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有助于凝聚一种全球共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和世界。1971年中美关系破冰时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今天我希望体育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相互理解。2018年韩国举行平昌冬奥会、2021年日本举行东京夏奥会、2022年中国举行北京冬奥会，4年时间里东亚三国分别举行一场奥林匹克盛会是前所未有的、有利于地区和平的历史契机。潘基文秘书长卸任之后被选为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主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国际奥委会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格言之后加上了“更团结”，希望以此提醒我们全球团结的重要性。我希望中日韩三国也能够真正团结起来，为了成功举办奥运会分享经验。北京冬奥会明年2月就要开幕了，我充分相信它一定能够获得成功，将会充分展示中国的软实力与文化魅力，并通过促进体育和文化交流加强国际团结及多边主义。

姚遥：1971年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恢复其联合国合法席位，这既是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实现联合自强、促进多边主义的结果和体现，实际上也最终促成了这一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我们应该如何看待1971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和国际秩序的变化？

潘基文：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声音和力量变得日益清晰有力，联合国的代表性也由此获得了增强。1978年9月12日，联合国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最终将9月12日确定为“南南合作日”。我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全世界集体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当前，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与不普惠仍在提醒我们，即便一些国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高，我们仍须努力确保实现富裕的机会能够获得更加公平的分配。正是在此意义上，南南合作具有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平衡增长与公平正义的巨大潜力。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引领下，南方国家正在建立新的发展合作模式，更加强调互利、互援和成本效益，帮助人们获得更加负担得起的药品、技术和信贷，促进世界各国在教育、卫生、能源和粮食安全等领域更大范围地分享专门知识。

金垣洙：我补充一点，近几年来中国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已经为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致力于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下阶段，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能够在国际经济治理层面为打造合作共赢新模式作出新贡献，比如通过快速传播的信息技术和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联网和联通能力，为交流经验、分享知识创造宝贵机会。

2021年：世界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

姚遥：今年是联合国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一个新起点，又恰逢世界经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揭示出，我们这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又是非常脆弱的。你们二位如何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意义？

潘基文：的确，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然而受疫情影响，世界各国领导人却无法齐聚一堂以资纪念，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诞生于一场人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体现了战后全世界人民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免于他们所经历和目睹之痛苦的强大决心。75年来，联合国虽仍不够完善，但也是举世无双的，成为抵御另一场世界大战的坚固堡垒。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给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多边机构带来了严峻挑战——我认为，这一挑战是联合国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此次疫情危机给了我们异常严峻的提醒：人类是被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一纽带又是极其脆弱的。如果我们不能重建团结意识并采取集体行动，如果我们无法应对这一流行病以及其他全球性威胁，我们将愧对那些病毒受害者，辜负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殷殷期望。在这个疫情蔓延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危机肆虐的特殊时刻，我们对和平与繁荣的追求不仅应该基于各国当前的政治实践，而且应该基于世代相传的人类智慧与文明成果。中国古代先贤说“仁者爱人”，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训之一，恰是一些国家忽略了人的健康保障与环境安全，忽视了全面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全球健康和公共卫生资源长期投入不足或分配不均，使一些国家在疫情面前措手不及、捉襟见肘，不仅造成生命和健康的巨大损失，也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陷入严重危机。

金垣洙：新冠病毒像海啸一样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全球，这个看不见的浩劫制造者正在对世界产生自二战结束后从未出现过的巨大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疫苗接种和治疗新药，这一形势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将非常严重，并可能引发更加严重的全球性衰退。最坏的情况是，疫情会把整个世界推向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时期。因此，我们要尽一切可能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携手合作，是可以战胜它的。在这个高度互联和相互依存的时代，互相帮助不是施舍别人的慈善，而是对自己负责任的投资。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人抵御病毒，病毒很可能会再次袭击我们自己。世界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只能选择对人类共同命运有利的前进道路。

姚遥：其实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世界已经面临着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共同威胁。面对种种全球性挑战，我们应该如何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潘基文：全球发展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国际秩序。疫情对世界的负面影响是长期且复杂的。由于人们担心感染病毒，世界可能会出现更多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此类恶劣行径对遏制病毒蔓延毫无帮助。面对危机和挑战，我们大家必须更加团结。

我呼吁尊重多元文化，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适合所有国家，各国都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正义之路。姚遥和我一样曾作为东亚留学生在哈佛大学学习，我们共同的老师傅高义教授于2020年末不幸逝世，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课堂上不断强调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彼此理解、携手共进。因此，我同意习近平主席的观点，即在当今这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事实上，单边主义或强权政治不可能是新冠病毒、水火灾害、网络攻击、气候变化或其他任何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对手。面对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无论中国或美国，都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必须团结一致把所有资源和智慧集合在一起。总之，我们亟须的是一个以多边主义、伙伴关系、文明对话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解决方案。

金垣洙：我们的世界正面临各种各样的共同危机，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在这方面，我想特别强调大国的关键作用。我注意到中国对于“大国”的定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强权（Great Power）”，而是强调“大国（Major Country）”在客观上具有更大实力、在主观上不应强加于人。在应对全球性危机时，大国应该如何自处？我认为中国的做法可资借鉴。第一，中国相信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第二，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公信力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协调国际事务时发挥有效作用。第三，中国认为与其谈“领导”不如谈“责任”，大国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应该承担更多责任、作出更大贡献。我希望中国所推进的大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展望未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关注“人”的世界

姚遥：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潘基文秘书长时，强调中华民族注重“和”的理念，主张和平、和谐、和而不同。2020年11月，金垣洙副秘书长曾经服务的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表决通过了“不首先在外空部署武器”的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2017年后又一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你们两位如何看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潘基文：我担任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国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到举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不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创造世界美好未来方面所发挥的引领性作用。随着中国不断取得令人瞩目的进步，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也在日益上升。我现在已经卸任联合国秘书长，但仍在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危机和全球性共同挑战奔走呼号、努力工作，希望中国继续为联合国事业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多贡献，不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殷期望。

金垣洙：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体现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合作共赢的典范和例证。期待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能够在世界各国的齐心协力之下早日成为现实。

姚遥：习近平主席2018年4月在会见潘基文秘书长的继任者古特雷斯时指出，不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要以人民的获得为目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回首过去，支持联合国发挥作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是中国外交的一项基本政策。由于种种原因，70多年来联合国的各项机制不乏力匮之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并未得到完全彰显，国际关系中种种不公不义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但我们不能因此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过时了，问题恰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一些国家的认真履行；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是错误的，只能说某些强权国家与利益集团从少数人立场出发，为经济全球化设定的目标和路径是错误的。面对这样一个尚未尽善尽美的世界，我们应该期许一个怎样的未来？

潘基文：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更加关注“人”的世界，一个能够解决普通人急难愁盼问题的新世界，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安全、更加众生平等的新世界。

金垣洙：我们需要一种根本性的范式转型——解决眼前危机的雷霆手段必须与更加长远的人类视野相互匹配，唯此我们才能憧憬并真正迎来一个更加以人为本、更加群体导向、更加顺应自然的美好未来。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5日 12版）

美俄领导人峰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图／取自白宫网站

在美俄关係低点下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峰会(2021年6月16日，瑞士日内瓦)结束后，白宫发布内容相当简短的联合声明，名为“战略稳定”；联合声明中提到，美国与俄罗斯不久候就会展开综合性双边战略稳定对话，寻求未来的军备控制与降低风险。

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丁（Vladimir Putin）的首场峰会，开局气氛不怎么友善，不过会后仍发表联合声明，相较拜登日前与日本、南韩领导人的联合声明包山包海，这纸美俄联合声明相当简短，只有三段。

声明指出，即便在紧张时期，两国都能在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包括确保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降低武装冲突和核武战争威胁的风险。

美国与俄罗斯今年初才确认延长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New START），声明指出，美俄双方重申“核子战争打不赢也不能打”的原则。

鉴于这些目标，声明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将在不久的将来，展开双边战略稳定对话，为未来的军备控制和降低风险措施奠定基础。

白宫网站16日发布题为《美俄总统战略性稳定联合声明》（暂译，U.S.-Russia Presidential Joint Statement on Strategic Stability）的文章中，称两国“即使在（关系）紧张时期，它们也能够在确保战略领域的可预测性、减少武装冲突风险和核战争威胁的共同目标上，取得进展。”

声明内文称：“根据这些目标，美国和俄罗斯将在不久将来一同开展综合性的双边战略稳定对话（暂译，Strategic Stability Dialogue），它将是深思熟虑以及有力的。 通过这个对话，我们寻求为未来的军备控制以及降低风险措施奠定基础。”

文中称：“最近延长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体现我们对核军备控制的承诺。 今日，我们重申核战争不能打赢、也绝不能打的原则。”

美俄2月宣布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5年。

《世界华文媒体》综合新闻

【导读】4月14日，央行的一篇名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流行网络，其中提出“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论述，引发争议。

在本文中，韩少功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向理工科看齐的趋势其实已经越来越显著和普遍，但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诸多文科的“科学化”，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的职责。但另一方面，其实近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低谷期，原本推动自然科学不断前进的“理性”和“实践”这两大引擎，如今也各自遭遇困境，马力大不如前。

尤其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的理科和文科都出现了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的弊病：市场经济的指挥棒让科学研究不再关注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领域，尽管它们对人类的生存可能同样十分关键；知识分科的细化让求知者的视野越来越狭窄，知识越来越碎片化，导致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知识生产体制与利益的过度捆绑，更是让知识生产日渐“脱实向虚”，成为像金融投机行业一样只顾体内循环、自己服务自己的行当。当代知识生产的这些趋势，让当代人越来越教条、偏狭和低能。

面对这样的局面，作者倡议今天的求知者既应“下要接地”，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重新建立书本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连接；还应“上要接天”，以优化重构的“大叙事”“大三观”整合分散的专门知识，为人类提供健康的知识和价值指引。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2期，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在社会人文领域，经济学看上去已最像“科学”，至少最接近“科学”。这一学科在逻辑化、数理化、实证化等方面都努力向理科看齐，且走得最远，表现最为突出，动不动就有统计、民调、量化、实验的硬数据支撑，各种数学建模相当酷炫，不懂高等数学的人根本没法在圈子里混，一般文科生也读不懂他们的文献。但可惜的是，对2008年始于美国华尔街的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地震，这个学科一直麻木不仁，发出预警的吹哨人极为罕见。差一点就囊括了本世纪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大神们，尽管团购批发一般摘金累累，各有骄人建树，从总体上看，却也从未拿出有效对策，来标本兼治产业空心化、不平等加剧、气候变化等危急趋势。两位诺奖得主受聘到华尔街操盘，甚至在汇市、股市里炒得自己大栽跟头。

相比面目老派一些的哲学、史学、人类学……这个已用数学武装到牙齿的学科，是不是更像一门低能学科？

政治学也越来越像理科了，一直摆出高冷姿态，客观、严谨、中立、拒绝感情和价值观，但从业者们消耗了天文数字般的学术经费后，在2016年几乎异口同声断言：特朗普根本不可能当选！他们后来眼睁睁看到事情偏偏就那样，看到2021年初“勤王大军”暴力冲击国会，其憋足了劲的精英反应，也只是发表一份两千多位学者联名的公开信，声称他们“只求理解政治而不参与政治”，呼吁捍卫民主和赶走时任总统，然后了事——是的，了事。如此不痛不痒的半纸鸡汤文，到底“理解”了什么？理解来理解去的结果，不过是一枚油腻和万能的“民主”标签。他们就不能比街头小贩或乞丐说出更多一点智慧吗？

心理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已越来越依靠药片、仪器、实验室、数据库、模糊数学，其理论前沿已推进到神经元、基因、人机系统、大脑图谱的纵深。与此同时，当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球严重抑郁症数目一路狂增，将在十至十五年内成为第二大致亡疾病（2019年）；当法国国家卫生院的德斯穆格（Michel Desmurget）报告，以十多个国家的数据，证明人类的平均智商竟第一次出现隔代下滑（2020年）；心理的“学”在哪里？能否告诉我们对策和出路何在？随着心理学的产业化，那日益火爆的心理诊疗有偿业务，到底是证明这一学科的成功还是失败？

社会人文“科学”的很多现状就是这样。

这不仅仅是哪一国的现状，全世界似乎都程度不同、特点不同地面临同样的窘境，面临同样的精英危机。

也许，衮衮诸公的研究并非一无是处。蚊子也是肉，钢镚儿也是钱，众多局部的发现和创见，积累于人类文明的长河，均可望助益新文明的成长。只是从总体上说，从实效上看，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即向理科的靠拢和模仿，离预期目标还十分遥远，至少尚未出现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里划时代的牛顿和爱因斯坦，并未在人类重大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效履行科学家“整理事实、找出规律，并做出结论”（达尔文语）的职责。

他们是在哪里偏离、远离甚至背离了“科学”？

或者，我们是否一开始就误解了“科学”本身？

▍一个科学的低谷期

Science（科学），中国俗称“赛先生”，在严格意义下限指17世纪以来的近代自然科学，即“牛顿时代带着唯理论浪潮，也带着经验论浪潮呈现在我们面前”（赖欣巴哈语）的一系列认识成果。在这里，如赖欣巴哈指出：一是唯理论，一是经验论，两大浪潮的汇合，即数理工具和实验工具的并举，演绎法和归纳法的兼备，才构成了“科学”的成熟形态和清晰边界。

爱因斯坦有类似看法。1953年，他给一位叫斯威策（J. E. Switzer）的人写信，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项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其一是“源于古希腊欧氏几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其二是“文艺复兴以来依靠系统的实验以发现因果关系的可能”。他说“人类居然做出了如此发现，（这）才是令人惊奇的”。

在这个意义上，如不少前人所指出，科学是近代以来的特定产物，并不等同于“知识”（否则传统艺人、哲人的所有知识都可算作“科学”，中医理论更是如此）；也不等同于“正确”（托勒密的地心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后人看来都不算“正确”；热力学、活力学等在将来肯定也这样）。科学只意味着一种并非万能、不会完结的新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过程。不过，这已够激动人心的了。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核心，这种科学，即数理与经验（演绎与归纳）的双引擎发力，缘聚则生，修成正果，贡献了一轮空前的全球性知识爆炸，带来了生产方式与生活形态的翻天覆地——特别是物质层面的巨变，把人类送入现代文明。以至当今太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把“科学”等同于“知识”，再等同于“正确”，一个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无限越位，无限升格，视之为可解决一切问题的神器。

这不是不可理解。

——即便这已类似神学家的态度，即很多科学家强烈反对过的态度：以为上（ke）帝（xue）可搞定一切的妄自尊大。

文科一窝蜂向理科看齐，觉得自己不懂“数理”的纷纷内疚，怎么也得“实验”起来的万般焦灼，如此“科学化”潮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也许没什么不好。文理之间的互鉴纯属正常。事实上，这也有望克服不少文科著作中常见的空疏、虚玄、零散、模糊、偏好、独断、大而不当，还有过于依赖比喻的抖机灵或耍滑头——出于职业习惯，科学家最反对这样做。

不过，真正懂一点科学，真正学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并且在运用中增强而不是削弱文科自身的所长，克服而不是包装文科自身的所短，并不那么容易。比如，不太好的消息是，文科生所热烈追求的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在20世纪却不幸陷入停滞。有心人已发现：1970年，第一架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伦敦用了八小时，而五十年后，类似飞行的时间未见任何缩短。1969年载人航天器着陆月球，但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足迹未能延展得更远，太空探测器也无质的更新，如火箭仍依赖化石燃料。1927年的列克星敦号航母，最高航速已达33节，而七十多年后投入现役的核动力戴高乐号，舰重减轻，航速却只有27节。上世纪的60年代，很多人认为有生之年可实现星际旅行，但眼下连他们的孙辈，也只能用游戏机去火星。上世纪50年代，教授告诉学生们，五十年内人类将实现可控核聚变，清洁能源、人造太阳、海底城市、汽车飞天也不是梦想，但眼下学生的学生告诉学生，再等五十年吧，也许，可能，大概，是外星人远程锁控了我们的大脑（网友语）……

爽约不胜枚举，也令人困惑。回望1915年（广义相对论提出）、1927年（量子力学完成）、1928年（《基因论》发表），现代科学最重要的几大基石，竟在短短的近二十年间相约而至，高峰迭起，砍瓜切菜一般——那是多么辉煌的狂飙时代呵，后来的人类怎么啦？学制越来越长，经费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论文越来越厚，但悠悠百年过去，科学界仍活在前辈巨人的阴影之下，即便在一些枝枝叶叶的项目那里，很多人也不过是为赛道上毫米级的胜出而毕生呕心沥血。

1900年4月27日，一位物理学泰斗在英国皇家研究所的报告会上，对欧洲科学家们宣布，物理学已走到尽头，人们只能远望“天边令人不安的两朵小小乌云”——这还是指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指二者所构成的分裂僵局。2011年，美国经济学家泰勒·科文在《大停滞》一书中断言，人们已经摘完了科学“所有低垂的果实”。2013年，《自然》发表一篇更悲观的文章：《爱因斯坦之后，科学天才灭绝》。美国量子物理学家瑟奇（Christopher Search）认为：“理论粒子物理绝对是一门死学科。”“几十年来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新发展。”其证据之一是：“现在的研究生使用的教材同我读研究生时用的完全一样……如果某个领域取得了根本性突破，难道你不认为教科书会过时，必须被全新的取代吗？”

好容易，一线机会终于出现。2011年，欧洲“超光速中微子”实验团队（奥普拉）大喜，宣布他们已两次捕捉到这种粒子，打破了爱因斯坦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论断。全球科学界为之一震：显然，这对科学的颠覆将超乎想象，几乎意味着因果律的轰然坍塌，时光机、时间隧道等触手可及。但接下来，各路科学家会集于白雪皑皑的意大利格兰萨索山，十多万人通过视频日夜观看实验现场，最终只等到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乌龙：法国籍和瑞士籍的两位团队领导引咎辞职，因为“超光速”并未实现，团队此前的两次假成功，不过是掉链子——“GPS接收器与电脑之间的光缆松动了”。以致一位意大利同行自嘲：这就对了，我们不可能打破自然界的一条基本法则——在意大利，没有任何事情是准时的。

研究生们的教材看来还是无法更新。

这是新科学临盆前一时的屏息宁静，还是科学在微观和宏观两大铁板之间已脱困无望？没有人知道。当然，基础科学的大体封盘，并不妨碍近几十年来应用科学、应用技术的长足发展，甚至日新月异，遍地开花。人们毕竟迎来了抗生素、电视机、计算机、互联网、核动力、太空望远镜、人工智能……这一切在媒体上眼花缭乱热浪滚滚，正在全面定义新的业态与生活——不过，称之为“科学革命”让人犹豫，换上“技术革命”“技术繁荣”之类用词显然更合适。不是吗？技术受惠于科学——特别是其基础与核心的原理，总是比后者慢一拍，不过是科学的传导、应用、衍生、物态化以及潜能释放，是科学这棵大树上晚来的开花结果。

人们享受果实时，希望确保果树根系的强旺活力，确保下一轮种苗的萌发，大概不会是一份多余的关切。

▍理性工具大不如前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

一个中国人可能这样回答：实事求是，因实求名，格物致知，知行结合，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套实践大法，接近西方的“经验论”，在古希腊主流学界那里却基本上行不通。

相反，古希腊学者虽不排斥实践，但不觉得实践是多大的事——也许那些宗教精英、贵族精英们成天翻着羊皮书，对出门干活流汗一类本就不大擅长。在他们眼里，“真理”（true）高于“真实”（fact），是世界固有的内在性逻辑，是以数学为范本的抽象体系。人类不是靠观察，而是靠洞见才能一步步进入那个普遍、绝对、神圣的公理化秘境——为此，你哪怕成天闭门造车，也没什么关系。

有一个根号2的故事。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伟大的几何学家，最先证明了直角三角形中，“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这叫“毕达哥拉斯定理”，又称“勾股定理”或“百牛定理”——因为他的团队曾宰杀一百头牛，欢庆这一伟大定理的诞生。不料，他的学生西伯斯却发现一个疑点：如果一个正方形边长为1，那么根据该定理，其对角线的长只能是根号2；然而这既不是整数，也不是整数的比，在无理数概念尚未产生的当年，完全是一个怪物。毕达哥拉斯对此也百思不解，守着一条真真切切的线，面对一个逻辑漏洞，惊骇不已痛不欲生。为防止整个公理体系的崩溃，他恼羞成怒，下达封口令，严惩学派“叛逆”，不惜派一群打手出海追击，把那个仓皇出逃的家伙五花大绑，丢入大海喂鱼。这就是说，解决不了问题，就把提出问题的人解决；若事实抵触公理，那就把事实干掉！

事实算什么呢？事实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在他们看来，观察和经验一再欺骗我们。想想看，水中折棍、海市蜃楼等，都是这样差点骗过人们眼睛的事实幻影。那么根号2肯定也是！

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是带着这一股唯理论的狠劲，一种痴迷和一根筋，不管不顾，长驱直入，倒是在演绎法上别有所长——这是事情的另一面。从“万物皆数”（毕达哥拉斯语），到“数学是一切知识中的最高形式”（柏拉图语），到“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就的”（伽利略语），到“一切科学均可最终转化为数学”（莱布尼兹语），到“数学是科学的皇后”（高斯语）……欧洲的数学狂们层出不穷，创造了埃及、印度、中国等古文明中都不曾有过的一种知识理想和知识类型。习风所染，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穷究五花八门的本质属性：人有人性，猫有猫性，树有树性，火有火性，三角有三角性，连普遍与具体本身也各有其“性”，自然与理念本身也各有其“性”。这些“性”，或者说这些“是”（Being），在中国人读来很陌生，特别扭，太烧脑，简直没法准确汉译。其实，作者不过是想编绘出一册数学式的公理大全，把满天下的抽象本质一网打尽，让它们从不甚完美的“事实”表象中显现出来。

不得不承认，这种准神学家式的执抝，使一种强大的数理工具源远流长。当东方的实践家们有了算术，有了算术就大体够用，能应付春种秋收、治国安民一类俗务，欧洲的唯理派却收获了数学——包括欧氏几何、无理数、对数法、虚数、微积分等，为“科学”勃兴提供了重要基础。

一旦与发端于英国的经验主义思潮两相汇合，互为依托，便如虎添翼，牛顿时代的喷薄而出就只是迟早问题。人们或是靠实验采集知识，然后用数理加以组织；或是靠数理预测知识，然后用实验加以印证，似乎怎么走都顺，哪一条腿迈在前面都行。以至从某一个节点孤立地看，有时知识还可以跳过实践，把实践落在后面，在学者密室里以先知预言的方式“先验”地发生——上帝就是这样干的吧？海王星的故事就是这样：先是有人推算出它的空间位置，当天文学家后来架起望远镜，对准夜空中的那个位置时，果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白点，与预估点位竟相差无几。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故事也是这样：门捷列夫依据原子质量大小，对元素予以排列和推导，发现了一些先有数据、而无实证的空白格子，而这些当时尚未发现的元素（镓、钪、锗等），事后果然被发现，由实践家们一一捉拿归案。

正因此，爱因斯坦在晚年《自述》一书中谈及真理的标准，除了“外部的证实”，即经验派所拥戴的实践检验，还加上了另一条“内在的完备”，包括逻辑的简洁和美（比如他爱不释手的E=mc²）——这其实是延续唯理派一脉遗风，深切怀念演绎法永远要求的严密与纯净。

“上帝不会掷骰子。”他的另一句名言，显示出他对因果律笃信不疑，相信世界就是笛卡儿心目中那种精密运行的钟表。

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唯理派在牛顿时代的好运气，并未延续太久。一旦遭遇现代科学的冲击，“钟表”之喻渐渐不合时宜。

不妨耐心回顾一下。源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一种普遍、绝对、神圣的世界因果秩序，首先在黑格尔等人那里撞上辩证法，陷入正题、反题、合题的迷阵，形式逻辑让位于辩证逻辑，“自相矛盾”从此有了合法性。接着，它在贝叶斯等人那里撞上概率论，必然逻辑让位于或然逻辑，等号几乎都成了略等号，“差不多”和“大概是”从此有了正当权。再后来，它在哥德尔等人那里撞上“不完全性定律”，发现公理的一致性与完全性不可兼得，数学的自洽和相应证明不可兼得，看似完美的逻辑体系原来一直处于带病的状态，不能不让人惊醒和沮丧。到最后，它被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的分裂炸了个半晕，发现在高斯、黎曼等人那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真理和彼真理居然互不通约，统一逻辑变体为多重逻辑。它还在普朗克、海森堡、玻尔、薛定谔等人那里，被量子力学拖入一片泥沼，发现在亚原子层面的微观世界，与常规世界不同，几乎一切都“测不准”。A也是B，有也是无，到底是什么，其随机结论只是取决于人们采用何种观察方法和观察工具，因此因果认知的客观性被釜底抽薪。

连因果律的坚信者爱因斯坦——如果不是在实证层面，至少在假说层面，也对自己伏下了潜在威胁。所谓因果，只能是前因后果吧，只有在时间轴上才有意义吧。然而，恰恰是根据他的相对论，时空不可分割，均在运动中变化。运动的尺在相对变短；运动的钟在相对变慢，达到光速时则时间消失。这就相当于说，一切因果链在那时都会溃散，在超过光速时则会倒置。一个乡下老汉可能因此万分惊骇：照这样说，人岂不会先死而后得病？孙子还会出生在儿子以前？

显然，要安抚老汉，确信这种惊骇大可不必，只能靠一条：宣布时光机是无聊的科幻，宣布爱因斯坦就是物理学的终点，关于光速是极限速度的判断永不可动摇。所有后来者都得趁早死心，不要像“奥普拉”团队那样，再去打光速的主意。

人们都会同意这一点？

很多人也无法证伪这一点。一切还是疑雾重重，构成了眼下知识生产的重大困难。换句话说，作为科学远航的双引擎之一，唯理论看上去已透支和冷却，数理工具的有限边界日显，对实验工具引领和支撑的作用远不如昨，即便——如前所述——数理革命的余热还热在应用技术的另一头，包括成为某些文科研究领域的新时尚，包括“数字经济”启爆革新大潮，“大数据”“云计算”风起云涌，算法工程师和独角兽企业拿走了业界最丰厚的年薪或利润。

▍实践也多方面变味

爱因斯坦以后的科学发展，看来主要依重经验路线和经验方法。可望成为科学最新主角的生物学，据说就是这样。黑洞、暗物质、希格斯粒子等前沿研究，也多是依据海量的观察和实验，靠的是科学家们务实苦干、摩顶放踵、大海捞针、集沙成塔——发现海王星的那种先知式奇迹，已十分少见。

这其实很对中国知识传统的胃口。中国古人讲究急用先学，仅靠区区算术就鼓捣出了“四大发明”，还鼓捣出算术因素更弱更少的中医成果。中国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尚少，但世界上最多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最多的技术专利申报、最多的科技论文发表、最高增速的新技术产业规模……都汹涌而来蔚为大观。中国人重应用、重实据的务实风格，在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儒家传统中“实用理性”（李泽厚语）或“实用主义”（安乐哲语）的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知识风气远欧陆，而近英美，英国人培根就狂赞过“三（四）大发明”，孔夫子最像美国实用主义的理论旗手“杜威先生”（蔡元培语）。当唯理派走下神坛，英美经验派更愿意强调，毕达哥拉斯的几何学其实源于古埃及修水利、建金字塔的工地，同样是干出来的学问，其人间烟火气不应被掩盖。中国人对这样的说法最可能鼓掌。

这没什么不好。实践确实是真理之母，哪怕在爱因斯坦那里，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二”标准之一，响当当的。只是作为科学远航中的另一台引擎，进入现代以来，实践也面临新的故障。

至少可注意下面三点：

1.实践盲区

这么说吧，前人的观察和实验都较为简易，便于操作，花费不大，也比较个人化。阿基米德靠一盆洗澡水，就可以发现浮力原理。牛顿靠一个枝头掉下的苹果，就可以构想重力学说。伽桑狄在一条航行的船上，从桅顶落下一块石头，就能检验地心说的真伪……那时的科学家都像草根“民科”，多是单枪独马，小打小闹就做出大学问，在知识的荒原上到处开疆拓土。

相比之下，随着日常环境和常规层面的科学发现接近饱和，易啃的骨头已啃完，科研就不再以米为单元、以克为单元、以秒为单元，而是一头指向亚原子层面的微观，另一头指向深空星际的宏观。这时候，观察和实验的成本急剧升高，“民科”风格就行不通了，绝大多数聪明的人和机构被排拒在机会之外。大型球面射电“天眼”，只有一两个国家可做。一台高能粒子对撞机，动不动就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入，连美国、日本都供不起，谁还能玩？故杨振宁建议中国根本不要去搞。在高预算、高设备、高薪酬、高技术产业、高质量教育等配套条件缺位时，发展中国家的很多创新也无从谈起，几乎“被贫穷限制了想象”。很多国家的理科大学近乎奢侈品，于是重文轻理，甚至弃文从戎，实属学子们的无奈之选，诺贝尔奖这事不必想得太早。

进入一个市场经济时代，若无公权力的大手笔合理调控，很多实践总是缺乏后援。投资商以赢利为目的，只会青睐那些周期短、见效快、有购买力的应用科学和应用技术，宁可对奇巧淫技砸下重金，也不会对荒漠化、农田土质修复、非洲地方病等投入情怀；宁可“山寨”“接汤”“做下游”，到处捡一些边边角角的业务，也不会对基础科学长期的冷板凳和可能的投资黑洞，多看上一眼。“军工联合体”通常成为拼抢战略红利的优先投入部门。依据同样的利益逻辑，早在1976年，美国的一半医疗支出都用于照顾病人生命的最后60天，加上另一大块用于性无能和脱发谢顶，相关研发显然不是为大面积穷国和穷人所准备的。全世界用于宠物、化妆品、奢侈品的研发收入，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牙缝里省下一点点，培训四十多个极贫国家的脱贫技能也绰绰有余。

长此以往，知识与利益捆绑，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即零收益或收益不确定，却可能是人类迫切需要，乃至整个知识生态中至关重要的那部分，倒可能受到市场挤压，退出人们的视野。

一种知识的失衡不易补救。

2.实践窄道

一个前辈观察当下的生活，也许也会觉得现代人太无能，在越分越细的现代分工体制下，只能打拼在生产链的一个小小节点，只能是偏才，只能是人形零件，放在相邻工序就是废才，比如医院里的胃博士不可代班肠大夫，管结肠的与管直肠的也各管一段相互袖手。这远不如从前：医生多是全科医生，教师多是“全科”教师（如打通文史哲，或打通数理化），连一个农民也可能是“全科”农民（农林牧副渔样样上得手），如此等等。

现代人回到家里也许就更笨了，即便是高学历的白领，也可能煮不好一碗面，洗不好一件衣，更不懂如何修桌子或出门挖草药。他们被“傻瓜化”的各种家用自动设备，被发达的电商配送服务，宠成了一个个“巨婴”，屁股常在沙发里生根，不时靠旅游、八卦、表情包来打发闲暇，还以为自己操弄傻瓜相机就懂得了摄影。

专业细分是知识增长的势所必然，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不就得这样吗？何况日子过好了，有钱人无须什么事都自己干，很多过时的知识和能力，要丢那就丢了吧。不过，如果他们的实践面过分收窄，“零件化”的职业状态叠加“原子化”的心理状态——某种个人主义的自恋和自闭，就很可能失去走出自我的能力，失去对父母、亲戚、邻居、朋友、服务者、合作者、庶民大众的兴趣和了解，失去在困苦、焦虑、情义、背叛、绝望、斗争、虚伪、牺牲中的历练，欠缺作为一个群居生命不可或缺的社会阅历。如果事情是这样，“巨婴”们就真的长不大了。

经验蕴积不够，必有感受机能的退化失敏，一如赤道居民对“冰雪”一词无感，即便翻字典读懂了，但肌肤、神经、情绪上还是无感。到这一步，任何优秀的文化和思想都不易与他们的心智接轨，更谈不上共振。“奶头乐”（Titty Tainment）的亚文化潮流便会应运而生，取而代之，找到最合适的生长土壤，找到兴风作浪的资本吸金神器。娱乐为王，刺激为王，搞笑搞怪就是一切。因一味迁就受众轻浅的理解力，各种“神剧”都能成为热剧，“狗血”与“鸡汤”最容易成为头条。即便偶尔涉及历史和政治话题，有几枚流行标签就够了。他们一通嘴炮打下来，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记得的恒记，不愿记的恒不记。碰到不顺耳的看法，有条件时要踩，没条件时创造条件也要踩——事情就这么简单！

这就说到文艺和时论，说回到文科知识了。据说“奶头乐”是出于冷战对手的阴谋，是刻意制造娱乐快餐，意在填满弱者心智，消解反抗既得利益者的意愿和能力。其实，即便没有外部输入，即便也不如另一些人所忧，可诿责于父母、学校、社会的“娇惯”和“过度保护”，就更深原因而言，只要前述条件和趋势不变，只要人们对社会实践的疏远面、绝缘面、无知面不断增大，这些人想离开文化奶嘴，恐怕也难——这里既有知识的失衡（多表现于理科），也有知识的失真（多表现于文科）。

最日常的现象是，一些大学生居然被小无赖忽悠，一些硕士或博士被校园贷、高消费、假网恋、出国梦、成功学、邪教组织无谓吞噬生命，悲剧时见报端。他们的学业高分，他们的超长网龄，都不足以摆脱“利令智昏”的古老魔咒，不足以换来连古人也不缺乏的基本判断力，无法健全自己成熟和正常的人格。

3.实践浮影

延续前面的话题，这是指现代人特别容易重知轻行，以知代行，使自己的实践日益虚浮，知识生产“脱实向虚”。

这也就是说，牛顿和爱因斯坦那个时代尚属正常，资本主义拉动生产力，知识多服务于实业；然而自后工业时代以来，正如金融玩起了体内循环，知识也开始服务自己。金融（投机）与知识（自肥）两大产业，已构成新资本主义的双“虚”。

事情起码是这样。

读书当然是一件好事。特别是在古代，交通和通信工具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小，知识多是亲历性的直接知识，所谓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吃上一口。由此产生的知识量显然不够，非常不够，人们急需用书本补充间接知识，不能不羡慕“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尽管庄子对书本并不特别信任，在《秋水》中警告：“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陆游也对书本一直警惕，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感慨：“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毕竟那时间接知识极度稀缺，读书人都是宝贝疙瘩，直到20世纪前期，中国军队里的连长或营长，身边能有个识文断字的文书官，能看懂命令和地图的那种，还相当稀罕和要紧。

变化的拐点很快到来。中国的文盲率已从七十年前的80%降至4%，高校毛入学率接近五成，这意味着印刷机、网络服务器开始热得发烫，谓之“信息”的间接知识出现疯长和爆炸，反过来大规模挤压和取代直接知识。在很多人那里，“知识”已等同于书本知识，“良好教育”已等同于完整学历，“知识就是力量”无异于文凭就是身价和话语权。一百本书产生一百零一本书，一千本书产生一千零一本书，知识的自我繁殖和次生、再生链条无可遏止。知识的分支也无比庞杂，以致同科俩博士也可能互为聋子，因分支不同就听不懂对方的概念。从学前班到博士后，从鼻涕娃到白发生，很多人半辈子或大半辈子都在读读读，如果入职院校或媒体，更可能成为终身“书虫”——这种情况在文科领域特别多见，也特别令人担心。

书本有什么不好吗？能因此见多识广、旁征博引、集思广益，充分吸收前人和他人的成果，不正是人类智商提升和文明兴旺的最大优势？

这话没错。不过，美国电影《心灵捕手》（1997年）里，一个禀赋过人的学霸，一位叛逆的天之骄子，曾被老师的一段话震击：

你从未离开过波士顿，是吧？所以你说到艺术，只有一些艺术书籍里的粗浅论调，关于米开朗基罗，关于他的政治抱负，关于他与教皇的故事，关于他的性取向和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得很多，对吗？但你不知道西斯廷教堂的气味，你也从未站在那里久久凝视美丽的天花板。

如果我说到战争，你会说出莎士比亚的话：共赴战场，亲爱的朋友，如此等等。但你从未接近过战争，从未把好友的头抱在膝盖上，看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向你绝望地呼救。

如果说到女人，你八成也会说出个人偏好的谬论，你上过几次床，如此等等，但你说不出你在女人身旁醒来时那种幸福的滋味。你也许会引述十四行诗，但你从未看到过女人的脆弱，也从未看到她能击倒你的双眼，让你感觉到上帝的天使为你而来，把你从地狱里救出。你也并不了解真正的失去，因为唯有爱别人胜过自己的人才能体会，你大概不敢那样爱吧？

……

这些大量冒出的“知道分子”（网友语），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缺少现场性的感受和经验，缺少实践的重力与活性。采访、座谈、参观、视察、实习……当然也是实践，聊胜于无，但如果不足够和深度地去做，便不足以激活、消化、修正、补充间接知识——更不要说发展了。永动机式的空头理论，看似环环缜密，甚至合得上能量守恒定律，做起来根本没戏，就是这样来的。文科里的“口舌之学”而非“心身之学”（王阳明语），也是这样来的。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一位从未做过任何生意的在教经济学，一位从未参加过任何实战的在教战役学，一位从未当过记者或编辑的居然开讲新闻学，一位既未当过官也未造过反的居然把持政治学，而一位个人品行很糟糕的家伙则可能一再发表伦理学论文……你就那么相信？把他们的学问不断学舌和复制下去，人们就那么放心？

读书充其量只是半教育。积弊日深的全球现有教育体制延绵数百年，经新资本主义的塑造升级更为根深蒂固，需要一种大体检，需要一场大手术。这包括设计和推出一种新制度，视工龄与学历同等重要，更鼓励师生双方对险难岗位工龄、研发工龄、多岗工龄的积攒，以重建人才评价标准体系，大大提升实践的地位，从根本上打掉应试教育、论文生涯所组成的荒唐闭环。如此等等，也许是所有社会改革议程中更具有基础意义的改革——至少是之一。问题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接受这一点。文凭工厂、论文生意等已把他们养得够肥，好日子还得过，知识利益的等级化和垄断化还得加固。哪怕“花钱买版面”在眼下很多地方已见多不怪并寡廉鲜耻，哪怕“SCI数据库”“JCR报告”“影响因子”充满猫腻，不过是出自一家私人公司的生意经，业内不少人心知肚明，但还是会被奉为国际科研评价体系的超级指挥棒。寄生于现有体制的大批教育商、学术商、传媒商、知识官僚已不习惯让实践家——特别是底层的实践家，带着汗水和手茧闯入他们的专属殿堂。

“行万里路”也好，“生活即教育”（陶行知语）也好，这类话也会被他们说一说，出现在什么演讲词里。不过其意思很可能被理解为旅游的消费账单，或看一眼平板电脑里的专题纪录片。如果能成为社会公益的形象工程，三两点缀于履历表，那更属难能可贵。

这样，很多企业和事业机构常感到无人可用，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却对社会感到畏惧，不愿毕业离开安全的校园，也不愿结束“宅男”“宅女”的日子。教育与社会的裂痕日渐扩大，知识的信用度一路下滑。“我喜欢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特朗普这一口白，迎合了相当一部分底层人对精英阶层的戒心和愤怒，竟助其收割了史上选票第二高的政治人物光环。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卡恩斯对全球2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和比对，发现政治家中，平均学历高的反而比学历低的治理成绩更糟。连麦肯锡这个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咨询管理公司，其老板的用人标准，也是一要hungry（饥饿），即绝不要富二代、官二代；二是要street smart（街头聪明）：即灰头土脸摸爬滚打一路拼上来的，切不可是高学历的书呆子。

这类迹象通常会被主流媒体闪过去。不用说，实践主体意味着人民主体，意味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将严重冒犯某种隐形的政治机心与伦理禁脔。不少媒体人对此心照不宣，不会去斗胆冒险。

▍下要接地，上要接天

2020年的美国让人看得步步惊心，一些中国“文革”的过来人大概还有几分眼熟。很多城市在砸雕像、打招牌（大破“四旧”），游行示威不断冲击政府和议会（炮打司令部），烧汽车、抢商店、枪击案的暴力呼啸说来就来（文攻武卫），种族压迫的老账与暗中通俄的现行一起查（深挖阶级敌人），家人之间因政治反目并公开举报（亲不亲，路线分），连基本防疫措施也被视为政治陷阱（宁要资本主义的病，不要社会主义的医）……愤怒者几乎把一部历史剧异地重演了一遍。

两相比较，一个中国女孩穿条花裙子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的遗毒，与一位西方老妇戴口罩被指责为对自由主义信仰的背叛，实为异曲同工。中国当年并无贫富分化，也没外来移民群体，不存在具体利益冲突，也闹得那么凶，似乎不好理解。当这种失控出现在经济、教育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于“山巅之国”和“上帝选民”，也是一种不好理解。可见，不论东方还是西方，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人类的理性启蒙成果都不宜过于高估。意识形态教条化、极端化的失控，可随时击溃人的智商和温良，集体犯晕是一个持久的隐患。

其实，意识形态是思想竞争的正常工具，在其早期大多如此；一旦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状态，才会滑向非理性，通常表现为信仰狂热，思维僵硬，脱离实际，无视事实，求助假新闻，成为一种不由分说和不可冒犯的神主。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不争论”，不是没有对主义的思考，只是因为书生们吵架误事，耗不起，说不清，不会有任何效果，“越辩越明”之类说法根本不灵。神主一上阵，只可能死磕到底，只可能掀桌子，砸场子，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那么来一道封口令，便不失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一种务实者的权宜。

马克思在原则上同样寸步不让，却也至少五次宣称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385页、第21卷541页附录、第37卷432页、第37卷446页、第22卷81页。这无非是他担心自家学说也进入教条化、极端化的理解，失去生动活泼和包容开放的应有之义。他的自信表现为一再鼓励他人向自己发动质疑。

事情看来是这样，人们只要深入实际，来到现场，面对具体问题，由于各方都熟悉问题的来龙去脉和上下左右，有信息的充分沟通与分享，达成共识是大概率事件。要排涝就排涝，要修车就修车，要包产就包产，要反腐就反腐……谁会同自己的眼睛和钱过不去？除非白痴，很少人不通情理。因此，常见的情况是，越是到工人、农民、商人、基层官员、科技人员那里去，就越少听到意识形态化的口水仗。相反，一旦远离具体现场，一脑子事实换成一脑子理论，人们活得高雅和高深起来，闪耀着这种或那种“政治正确”的神圣光环，事情才会陷入危险，连“花裙子”和“口罩”也能通过“上纲上线”顷刻间变得易燃易爆。到那时，书本左派对抗书本右派，书本激进对抗书本保守，书本效率对抗书本公平……在书本知识的混战危机中，再好的道理都没法说了。

这并不是说“读书越多越反动”，不是说大老粗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无论学历高低，人们谈“主义”时都容易崩，谈“问题”时都不难磨合，与穿不穿草鞋没关系。这也不是说书本一定会惹祸，而是说这世界上，所有知识最终都需要落地。唯实践能清醒所有“永动机”式的理论空想，唯实践能给神主知识退烧、脱敏、活血、解毒，是知识重获解释力和引领性的前提，是一切伟大理论活的灵魂。

毛泽东1937年撰写《实践论》。一个极穷、极弱、极乱的大国在当时几无发展前例可援，各种洋教条让国人左右皆误、一再迷路，若无《实践论》的唤醒，没有一场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自主解放，全社会行动力的不断凝聚和增强简直无从想象——那是一个并不遥远的生动故事，可为今人借鉴。

这就是“下要接地”的意思。

如果说神主知识不可取，碎片知识同样让人头痛，是时下求知者们的另一大灾情。这样说的背景，是当代的知识产能实在太强了，未来的知识更可能多得令人望而生畏。严格地说，对每一块石头都可考古，给每一个人都可写传记，而天上每一颗星星都值得成立N个研究院去探索……但我们需要那么多知识吗？太多信息让电脑死机，太多知识让人不堪其累，会不会反有多方丧生之虞，让人们不是更善于行动，而是更难于行动？

也许，需要一种筛选优化机制，助人们适时轻装上阵，排除大量不急需、不必要、不靠谱的知识。还需要一种活化组织机制，让万千知识各就其位，各得其所，组成手脚四肢和五脏六腑，共享统一的灵魂。不能不提到，随着解构主义等后现代哲学风行，旧的独断论遍遭清算，只是一篙子打翻所有的“大叙事”，视一切概念为“能指”和“神话”，在文本符号里层层揭伪，层层打假，把造反进行到底，痛快倒是痛快，但也有虚无之危——把“遮蔽性”统统罪名化，其本身是否也构成了一种新型的独断论？人们至少可以先问上这么一句。

这事暂且从略，不妨以后再说。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是复杂科学的世纪。”他是指理科。如果以物为认知对象的理科尚且如此，那么文科（还有医科）以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人为认知对象，当然更是复杂加倍——虚无主义也许不失为一面应时的破镜。由于识字率越来越高，由于知识产能马力全开，由于各领域、各层级、各门派、各分支、各种方法和风格、各种利益背景和实践细节，无一不在盛产知识，再建“大叙事”确已困难重重。于是人们习惯于各说各话，自说自话，头痛医头（甚至只医头发），脚痛医脚（甚至只医脚皮）。国学派同工业党谈不拢，多元派同法律党谈不拢，这还算好理解。反核圈同劳工圈谈不通，女权派与自由派谈不通，就有点费解了。更让人奇怪的是，同是动保人士，宠物派和野生濒危派可能势不两立；同是原住民维权的同道，修路派和拒路派可能不共戴天；同是在抗议超级跨国公司的资本全球化，新左派、同性恋、民族主义者、黑客、素食人士、裸体主义者倒可能自己也闹成一团，甚至打上一场……有关瑞典“环保少女”的争议不过是最新一段插曲。

不是要百家争鸣吗？争一争也许不错。既然都有理有据，那么任何人都有权发声。但如果人们都是用高音喇叭拼命发声，都希望别人张大耳朵听好，却缺少耐心、兴趣、时间听别人发声，失去了理解和包容他者的能力，大概不是一种正常。即便把杠精们挡在门外，都端起学术架子，拿出绅士风度，开出一个个优雅的高端研讨会，然而只要小题目路线仍至高无上，互相屏蔽者的合影与碰杯也不正常。笔者的记忆中，有两位文学朋友曾靠三五句话一见如故，立刻撇下我等庸常之辈，另择一室亲密深谈。可没过几分钟，大概也就是七八句话的工夫，两人又破门而出各奔东西，一个大骂“骗子”，另一个断言“那家伙屁都不懂！”。

必须指出，作为前述实践盲区、实践窄道、实践浮影的产物，这种碎片知识多出于白领人士，往往经验含量甚少，戴上旧式的“经验主义”帽子并不合适。也许它更像一种小教条主义，或者说，是小教条和小经验煮成的一些夹生饭。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经验贫血症同样显现于此。

长此以往，众声喧哗，谁也听不清谁。没有统领小真理的大真理，真理便让位于形形色色“我”的真理。换句话说，“大叙事”溃散，其意外代价是大“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认知观）随之缺位或暧昧，碎化了浮躁而低效的心智，使碎片知识无法得到一种知识方法、知识伦理的黏结与组织，离可操作性已越来越远；这一情形离争夺资源的难看吃相，倒可能越来越近。

作为知识失能的正常反应，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入场便不可避免。很多人无奈之余，最容易把解决乱局难题的希望寄托于一些强人，那些根本不要知识、不讲道理、作风粗鲁而强悍的可疑救星——比如指望一两个政治枭雄来痛击疑点重重、劣迹斑斑的“全球化”。“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诗句），那意味着历史再一次把知识搁置和冷藏，大棒再一次成为最有效语言，知识分子目瞪口呆暂时退局旁观。

这就是“上要接天”的缘起。

科学史家库恩说过，“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常常转向哲学分析……为新传统提供基础的一条有效途径”，包括借助“直觉”“意会”“无意识”，以革命的方式共约和共建新的“知识范式”，打造一个新的思维共惠平台。这差不多是说，在不同专业之间，靠嗅也能嗅出一种有关知识的知识，向上升维，分中求合，以结束各自的画地为牢，结束各自专业可能的死局和不安全感。

这种哲学高瞻，需要对人类实践实现大规模的修复，需要来自实践前沿的睿智，既贯穿于各自的专业自信，也体现于及时的专业自疑，永葆自疑这一求实求新者的必备能力之一，以促成新思维的蓄势待发。这种哲学高瞻也需要人格与胸怀。康德是一个兼职数学家，终身蛰居偏僻小城，过着清贫的日子，其墓碑上却刻有这样一句：“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这一墓志铭体现了一个伟大时代众多求知者的风貌，也蕴积了当年知识之所以成为力量的磅礴心志。那时候的人们并非说话句句在理，但天地和心灵是多么广阔！人们握有经验方法与数理方法两大工具，差不多就是握有理科版的“接地”“接天”之道，就能把整个天下真正揣在胸中。

前人已远，后人接薪。时值全球现代化面临新的十字路口，各种知识小格局碎了又碎，我们能否重建“三观”，重建形而上，打通知识的任督二脉，找到各种知识既能相互博弈和碰撞，又能相互通约、消化、滋养、激发的成长机制？我们能否跨过前人的许多见解，但找回前人的志向，谋术有别，为学相济，做事有别，为道相通，让全人类文明成果再次汇聚成共同前行的力量？这是逼近每个求知者的又一悬问。

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

1、人文学术的萎缩，会对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当今世界，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重视它的，常严辞辩护，认为不可忽略，但又大多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而轻视它的，则觉得这只是学术内部的风向问题，加上人文学科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贡献殊少，根本无关痛痒。

殊不知，人文学术的萎缩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此即人们将逐渐失去对丰富多样的意义和价值（meanings and values）的敏锐触觉，整个社会益发趋向唯经济（或金钱）价值是上的单一化与平面化。

除了来自外部严峻形势的挑战外，人文学术还得面对主政教育的官员机构以及大学的行政高层对它的管理方式所带来的伤害，可以说是内外相煎、境况堪虑。

2、念文科的毕业后能做什么？

现代学术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人文学科，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音乐、艺术等。曾有学者质疑“科学”（science）一词本来的意思是系统的学问，故the humanities应译为人文科学，但今人既已惯用科学一词来指自然科学，则译作人文学科以资区别，亦未算委屈。二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这两类学术历史悠久，相比之下，主要发迹于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便年轻得多，其中包括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

最后是由前三类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应用而产生的技术学科（technologies），例如机械工程、电脑与网路、生物工程、商管会计等。后者由于特重应用，实效性强，乃易转化为产品，开创商机，于是渐与市场经济连成一体，引领风骚，发展的势头甚至早已超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至于人文学科，则因在讲求实用的大气候下特别显得“无用”，故门庭淡泊，斯人独憔悴。如果有大学生跟人说道：“我在大学念哲学”。他听到的第一句回应多会是：“那毕业后做什么”？必须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现象，过去十多年美国哈佛大学主修人文学科的人数跌了20％；世界不少大学在面对财政困难时就首先向文科学系开刀，将之关门大吉。

3、人文学科不只是个人的修养

一般认为，人文学科即使有“用”，也非实用，而充其量只是个人的修养、社会的点缀。一个人总不能只顾挣钱、满足欲望，有时候得看看文学、听听音乐、想想哲学，才不显俗气。同样，一个社会亦不能只顾经济，否则成了文化沙漠，便不够格跻身大都会的行列。不过切记，追求个人修养是吃饱饭之后的事情，若本末倒置，则随时连饭都吃不饱；而社会利用文艺来装点门面，亦得先把门面好好的建立起来。

正因为有这种错误却流行的观点，如果我们只用近乎常识的理论证据来维护人文学科，例如说不能想像一个没有孔子、老子，只有银纸、期指的社会，就会显得不够力量。

这里我们需要的是对人文学科及其意义的恰当理解。扼要来说，人文学科是人类运用其心智创发出的各种意义和价值，并以不同的形式、技巧与风格来表达。而各种意义和价值的创发正显示出我们是可以採取丰富多样的角度来理解世界。

我们固然可以将春夏秋冬四季看成是自然现象，这是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理解世界，把世界感知为物质（things）的存在及其总和。但这绝不碍我们同样可以将四季看成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有序循环，并从中感知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辞下》）的意义和价值；又或者可以将四季看成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并从中感知到四时风韵殊别的美态（即美的意义和价值）。

4、历史、文学与哲学的意义

依此，历史学乃是我们心灵之回顾过往，并藉由考证、解释等史学方法来彰显鉴古知今的意义和价值；文学乃是我们心灵之感通人、物与事，并借由文字的创作力来彰显感受的抒发、交流及升华的意义和价值；哲学乃是我们心灵之理性能力，并藉由哲学的思辨方式来彰显分析、反省道理的意义和价值（其他的可类推，不必一一述及）。

值得一提的是，汉语中的“人文”二字是很能概括上述人文学科的特色。“人文”二字，最早见于《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人文（即人的活动现象）是与天文（即天的自然现象）对举。

已故的哈佛大学著名哲学家Robert Nozick 更提醒我们人文学科之所以为人文学科有三个规约条件：（一）人文学科是以如其所如的方式来看待意义和价值，即视意义为意义、价值为价值，而不是把它们当成别的东西。（二）因此，人文学科的作品（works）就是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和价值的载体，目的是要让读者能藉此如实地感知意义和价值，换言之，就是与作品产生共鸣。（三）所以，人文学科的作品是读者必须直接经验的。

举例来说，社会学家亦会研究社会的价值观，但却是将价值观视为社会事实而非价值本身，其调查报告是要去描述与解释此社会事实。而读者需要知道的只是报告的内容，故若有可靠的转述，读者甚至不必亲身阅读报告。与此不同，文学家运用小说来表达他对社会价值观的感受或反思，乃是如其所如地看待价值。而读者若只通过别人的转述来知悉小说的内容则可以说是毫无意义，因为小说向读者发出的邀请是：你必须自己阅读并与其中流露出的价值产生共鸣。

明乎人文学科的性质，我们就知道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正在于培养人们对丰富多样的意义和价值具备敏锐的触觉。这样，我们在思考人生问题时才会明白跟社会流行的想法合模只是其中一个选项；生命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等待我们勇敢地去进行探索。同样，我们在面对社会问题时才会懂得不应凡事依循CBA（cost -benefit analysis）；社会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亦应讲求历史、文艺与伦理等的意义和价值。

另外从教育的角度看，人文教育其实还可以担当部分价值教育、创意教育以至公民教育的角色。

首先，人文教育能如实地看待价值，引领学生对价值产生共鸣，不正是不沦为说教、灌输（indoctrination）的最有效的价值教育。而学生若对意义和价值的多样性无知无觉，又岂有真正的创意可言。最后，如果公民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公共事务的资讯而是育成有素质的公民，则人文教育肯定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成分。由此可知，放任人文学术萎缩，社会是要付上沉重的代价。

5、在“科学普及”之外主张“人文普及”量化管理不适合人文学科

二十世纪努力复兴中华人文精神的唐君毅先生曾指出，现代人文学科的失势，只是学术受到时代环境左右所表现出的显晦有时而已，不等于它已失去重要性，这是十分精确的论断。试想若时代环境改变，显学是可以转为隐学或晦学，反之亦然。

比方说，人类若不幸地应验了一些科幻小说的预言，经历一场科技浩劫，则百劫尚有馀生的话，要反思历史的教训、探索重建的方向以及安慰创伤的心灵，都决非科技能胜任而是人文学科的用武之地。当然，任何人都不会因为想复兴人文学术而期待浩劫来临，但人文学者的工作正是要纠正今时错误的观念、申明人文学科的意义及倡导其研究与教育，例如在“科普”（科学普及）之外主张“人普”（人文普及）。

但要提振人文学术，除了人文学者的努力外，体制的配合亦不可忽略。很可惜的是，现今的教育机关与大学高层的管理思维却对人文学科带来极大的伤害。不是说他们有意为之，只是他们那惯于量化评比的观念并不适切于人文学科的本性。

由于大学的规模已变得十分庞大，学科繁多，一切量化确实会有利于管理（尤其是外行管理内行）。再加上数量（研究经费与论文出版）等同质量，即越多越好，正是当时得令的理工科的发展逻辑，于是套用来管理人文学科，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人文学者亦被要求去申请科研经费、每年要出版文章多少，不达标者则受惩罚晋升无望。或者有些人文学者真的需要经费出外跑档案馆做田野考查，或者有些真的才思敏捷下笔如飞著作甚丰，但大部分人文学者做研究其实不用分文，只是阅读、思考与写作，且优秀的著述更是必须要时间来酝酿发酵。

不过，这些人文学者曾据理力争的抗议理由，在管理者眼中，不是偷懒，就是无法接受既定事实配合发展的借口。为了堵住借口，管理者甚至变本加厉，以利相诱，提出人文学者可以用研究经费来减免教学负担（teaching relief）专心写作，但试问人人都减少教学多做研究，既有违教学相长之理，且长此下去对人文教育的水平会造成多大的损害。

对此，我曾忽发奇想，如果有天来了个满怀人文关怀的大学校长（现在大学校长几乎不可能是人文学者），能力抗浊流，为人文学术开辟一片新天绿圃，让人文学者自己来负责设计一套适切于其学科性质的评鉴制度，给那片天地灌溉施肥，则十年树木，它必定能带给大学一份意想不到的回报与惊喜。

文章来源: 学人SCHOLAR 于 2021-04-19

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鉴于美方利用涉港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核心利益，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行政部门官员、国会人员、非政府组织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施对等制裁。同时，中方决定取消美方持外交护照人员临时访问香港、澳门免签待遇。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在危险和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她说。

白宫易主的时间愈发临近，但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压仍然在加码 (图像来源: Reuters)

美国国务院周五（12月4日）宣布终止五项美中交流计划并指这些计划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工具。美国同时宣布制裁积极参与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务的官员及个人，拒绝他们申请入境签证。

被终止的五个美中交流计划，包括：

“政策制定者教育中国行项目”
(Policymakers Educational China Trip)

“美中友好项目”
(U.S.-China Friendship Program)

“美中领导者交流项目”
(U.S.-China Leadership Exchange Program)

“美中跨太平洋交流项目 ”
(U.S.-China Transpacific Exchange Program)

“香港教育文化项目”
(Hong Kong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Program)

这些计划是根据美国1961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法》(MECEA)第108A条进行，容许美国政府雇员接受外国政府资助出行。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今天，国务院终止了五项被中方（PRC）伪装成‘文化交流’的计划”。声明中指出，五项计划都由中共政府资助，“作为软实力宣传工具”。

周四，总统特朗普发布了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的规定，将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直系亲属B1/B2访问签证的最长有效期从10年缩短为一个月。

根据中国中组部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再加上家属，该措施将影响数以亿计的中国人赴美签证。为原本已大幅降低的中美人员交流，增加障碍。

该限制令发布一天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禁止中国统战部官员以及参与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

“保护美国”与“恶意影响”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声明称，限制中共党员及家属的赴美签证，旨在保护美国不受中国共产党的“恶意影响”。

所谓的“恶意影响”，上述声明中称，中国共产党试图通过宣传、经济胁迫和其他不法活动影响美国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这是美国内一些极端反华势力出于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升级对中国政治打压的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继续呼吁中美两个大国对话与合作。本周五他公开表示，没有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后疫情世界”不会稳定，全球治理也不会有效。因此，现在是认真思考这一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的时候了。

“对中国来说，选择是明确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崔天凯表示。

就在崔天凯呼吁合作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相比于所有中共党员，与中国统战工作有关的人士则将直接被美国拒绝入境。

蓬佩奥表示，他已经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公开私人信息或其他胁迫手段恐吓批评者的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实施了签证限制。但他未提及具体名单。

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19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设立，近年来职能逐渐清晰，包括民族、宗教、侨务工作。

图像来源，EPA

巩固对华强硬形象

2018年贸易战开打后，强硬对华逐渐成为特朗普外交领域的“主菜”，其他“配菜”不能喧宾夺主，更不能损害“主菜”的表现。比如，当2019年香港抗议示威如火如荼之时，特朗普一度保持距离。不肯表态。

此后，特朗普对华政策迎来一轮转变。今年疫情肆虐后，特朗普任内经济成绩被快速抹平。在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面前，与北京的贸易协议带来的政治红利几乎不值一提。特朗普话锋一转，开始高调批评中国为病毒全球传播的祸首，并在经济、外交、科技、人权等所有领域全面对华施压。

在疫情打击和经济不振的情况下，对华强硬和意识形态对抗成为特朗普的重要政治资产。

特朗普和蓬佩奥都将在拜登正式宣誓后卸任。分析人士认为，此时利用最后的时间进一步推行对华强硬的政策，可以巩固两人的政治站位，为四年后卷土重来积累资本。

特朗普12月1日暗示自己2024年总统大选将重整旗鼓。他表示自己正努力阻止拜登当选，“否则，我们2024年见”。

美国一家民意研究机构上个月的民调显示66%的共和党选民支持特朗普2024再次竞选。但四年后，特朗普将是78岁高龄，与当选总统拜登目前的年龄相仿。

蓬佩奥则在特朗普任内四年火箭蹿升，从堪萨斯州一名众议员，被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在2018年4月被提拔为国务卿。上任1年8个月的时间，他在政治舞台上对华、对朝，以及中东等美国重要外交关系上动作频频。

美国媒体《堪萨斯城星报》曾援引消息人士称，蓬佩奥已与共和党“金主”接触，可能意味着在2024年参加美国大选。

来源： BBC  2020年12月6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5206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