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年4月26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各位高级代表，

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上午好！“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在这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节，我很高兴同各位嘉宾一道，共同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年前，我们在这里举行首届高峰论坛，规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今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聚首。我期待着同大家一起，登高望远，携手前行，共同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的美好未来。

　　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同事们、朋友们！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生根，首届高峰论坛的各项成果顺利落实，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联合国、东盟、非盟、欧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展和合作规划对接，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了新贡献，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

中国古人说：“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共建“一带一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面向未来，我们要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

　　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李学仁摄

——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

——我们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不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坚持一切合作都在阳光下运作，共同以零容忍态度打击腐败。我们发起了《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愿同各方共建风清气正的丝绸之路。

——我们要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引入各方普遍支持的规则标准，推动企业在项目建设、运营、采购、招投标等环节按照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进行，同时要尊重各国法律法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消除贫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同时确保商业和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同事们、朋友们！

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相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

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联动发展。中国将同各方继续努力，构建以新亚欧大陆桥等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中欧班列、陆海新通道等大通道和信息高速路为骨架，以铁路、港口、管网等为依托的互联互通网络。我们将继续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专项贷款、丝路基金、各类专项投资基金的作用，发展丝路主题债券，支持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有效运作。我们欢迎多边和各国金融机构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投融资，鼓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多方参与实现共同受益的目标。

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流通，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如果人为阻断江河的流入，再大的海，迟早都有干涸的一天。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加强海关、税收、审计监管等领域合作，建立共建“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加快推广“经认证的经营者”国际互认合作。我们还制定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为共建“一带一路”融资合作提供指南。中方今年将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各方进入中国市场搭建更广阔平台。

　　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我们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中国将继续实施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同各方一道推进科技人文交流、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术转移四大举措。我们将积极实施创新人才交流项目，未来5年支持5000人次中外方创新人才开展交流、培训、合作研究。我们还将支持各国企业合作推进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互联互通水平。

发展不平衡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要始终从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项目选择、实施、管理的方方面面。我们要致力于加强国际发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营造更多发展机遇和空间，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同各方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发起“关爱儿童、共享发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合作倡议。我们启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将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并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我们还将深化农业、卫生、减灾、水资源等领域合作，同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加强合作，努力缩小发展差距。

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各领域人文合作，加强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未来5年，中国将邀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党、智库、民间组织等1万名代表来华交流。我们将鼓励和支持沿线国家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民生合作，联合开展一系列环保、反腐败等领域培训项目，深化各领域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我们将持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举办“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青年学生“汉语桥”夏令营等活动。我们还将设立共建“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新闻合作联盟等机制，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同事们、朋友们！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前，中国人民历经几代人上下求索，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中国人民的命运从此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历经70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立足本国国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方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知，尽管成就辉煌，但前方还有一座座山峰需要翻越，还有一个个险滩等待跋涉。我们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向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下一步，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第一，更广领域扩大外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能够提高效率、带来繁荣。中国已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我们将新布局一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我们将加快制定配套法规，确保严格实施《外商投资法》。我们将以公平竞争、开放合作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第二，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维护内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将着力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执法，加强对外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让，完善商业秘密保护，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创造良好创新生态环境，推动同各国在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基础上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第三，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中国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增长潜力巨大。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增加消费者选择和福利，我们将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各种非关税壁垒，不断开大中国市场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高质量产品。我们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愿意进口更多国外有竞争力的优质农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第四，更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中国将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政策协调，努力创造正面外溢效应，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中国不搞以邻为壑的汇率贬值，将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稳定。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中国积极支持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共同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

第五，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贯彻落实。中国人历来讲求“一诺千金”。我们高度重视履行同各国达成的多边和双边经贸协议，加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建设，建立有约束的国际协议履约执行机制，按照扩大开放的需要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在行政许可、市场监管等方面规范各级政府行为，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扭曲市场的不合理规定、补贴和做法，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扩大开放的举措，是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这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平等对待中国企业、留学生和学者，为他们正常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活动提供公平友善的环境。我们坚信，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同事们、朋友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好！

祝本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巴经济走廊是世界的典范。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规划的六条走廊之一。“一带一路”走廊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走廊示意图

  所有这些经济走廊都经过精心设计和规划。每个走廊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所有这些走廊建成后，世界将发生变化，进入一个新时代。全球经济格局随之改变，贸易将呈现出新的格局。

“一带一路”走廊中有五条走廊穿越两个以上的国家，参与的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条件不一样，挑战巨大。走廊距离越长，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来完成。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投资示意图

  庆幸的是，中巴经济走廊是最简单也是最可行的走廊。这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建设的走廊项目，与其他五个走廊相比，涉及的国家也较少。这条3000公里长的走廊从中国的喀什出发，到达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口，是所有走廊中距离最短的。更重要的是，中巴关系是牢固的，两国之间没有任何分歧。事实上，中巴两国不论在国内、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都相互支持，达到一种完美的和谐。

综上所述，中巴经济走廊已被宣布为旗舰项目，两国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两国全力推进该项目的建设。无论困难和障碍有多大，双方都希望克服困难，为世界其它地区树立榜样。

迄今为止，巴基斯坦人民正在感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早期收获的成果。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后，巴基斯坦国内生产总值将由4.7增长到5.5。这是一个快速的增长过程。

中国速度创造巴基斯坦电力建设奇迹 ,2017年7月3日

萨希瓦尔燃煤电站项目全面建成投产

在过去的40年里，巴基斯坦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能源匮乏，电力短缺。每天都有数小时的停电。在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中，巴基斯坦国家电网增加了约1万兆瓦的电力。这也使得巴基斯坦的大城市里，停电现象几乎消失。另外其它发电项目也处于后期建设阶段，预计2020年建成。一旦所有项目在未来几年内完成，巴基斯坦缺电现象将会彻底消失。

2018年7月14日，“中巴光缆”项目建成开通。该项目由军事特种通信组织（SCO）拥有，工程、采购和施工（EPC）承包商是中国华为

中巴光纤线路铺设也是另一项进展阶段的工程，建成后将大大提高网速。并且将彻底改变巴基斯坦的IT行业。它还将减少巴基斯坦对世界其它地区海底电缆的依赖。由于如果海底电缆受损，难以迅速修复，巴基斯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也偶尔中断。

2017年12月27日，中巴经济走廊北段首条高速公路E35的1、2标段正式通车

巴基斯坦各地的公路网络已经建成，更多的公路正在建设或正在铺设中。强大的公路网络使巴基斯坦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帮助并改善了连接性，增强了业务活动。道路网络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巴基斯坦的铁路系统也计划进行全面改造。卡拉奇-白沙瓦铁路项目，也称为ML-1，目前已进入最后论证阶段，马上就要动工。在不久的将来，铁路将成为巴基斯坦最便宜、最快速的货物运输和旅行方式。

巴铁路建设分短、中、长三期计划，第一阶段包括在哈维连建造干货码头（Dry Port）和完成ML-1铁路升级，该阶段将于2020年完成；

第二阶段包括完成ML-2铁路升级（戈德里-阿塔克）和扩建，连通奎塔、瓜达尔、Bisima等地，该阶段将于2025年完成；

第三阶段包括完成哈维连至红旗拉甫铁路建设，全长682公里，将于2030年完成

随着经济特区(SEZs)即将启动，快速工业化也有望实现。总共9个经济特区，其中3个已准备就绪:Rashakai经济特区、Faisalabad的M-3工业区和信德省的Dhabijee工业区。经济特区的发展将迅速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

作者：泽米尔·阿万，巴基斯坦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非常驻研究员，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立科技大学教授，中巴文化顾问。

原文链接: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39687.shtml

在之前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应邀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这将是习近平8年来的第4次博鳌之行。2010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曾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习近平又于2013年、2015年两次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

在那两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都传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邻为善、中国持续开放的信息。

一、命运共同体理念

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是“革新、责任、合作：亚洲寻求共同发展”，习近平主席发表的演讲主题则为“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是“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发表演讲的主题是“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

在这两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都说过同样一句话：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2013年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在2015年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习近平主席倡导并亲自推动，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它也已经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针对当前全球面临问题所贡献的中国思路、中国方案，这一思想正日益凸显其时代价值，显示出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

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理念

博鳌亚洲论坛首先是面对全亚洲的一个论坛平台，通过亚洲辐射世界。因此在博鳌，习近平主席曾多次通过论坛这个平台，强调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周边外交理念。

在2013年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起点。

在2015年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则表示，“远亲不如近邻。”这是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的一个朴素的生活道理。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不断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

三、宣示中国改革开放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也是宣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在过去几次演讲中，习近平主席都会宣示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2013年出席年会时，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称，“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两年后，他在同一场合再次作出“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的宣示。除此之外，他还指出一个事实：中国的发展对各国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2013年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秉持开放精神，积极借鉴其他地区发展经验，共享发展资源，推进区域合作。据测算，今后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左右的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有可能超过4亿人次。中国越发展，越能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发展机遇。

在2015年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将继续给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增长、投资、合作机遇。未来5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10万亿美元，对外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亿人次。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完善国内投资环境，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同大家一起，共同驱动亚洲发展的列车，不断驶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主席会带来什么样的信息？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带一路”刚刚开局，其整体战略的实施将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国际格局，如何理解和倡导这一战略，从一开始就很重要。

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推广“一带一路”，需要倡导一种“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显得捉襟见肘。一方面，当中国不可避免地在某些场合作出让步后，很可能遇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

然而，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历史的倒退，而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如此论述，尤其不妥。

“世界主义”的观念自古有之，公元前4世纪希腊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周游各地，便自称“我是一个世界公民”。1795年，康德在《永久的和平：一个哲学计划》中指出，只有当各国在不仅尊重本国公民的人权而且也尊重他国公民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

康德的思想启发了一大批思想家。例如，歌德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假想。马克思、恩格斯则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特征，于是有了震惊世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经典的世界主义信条。

民族解放浪潮中，“世界主义”式微。但进入全球化时代后，世界主义再次兴起，并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捆绑在一起，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还建议，将这两个术语连为一体，称为“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anization)。

当世界主义一改民族解放以来的“颓势”，重新成为学界热点后，对其解读也比过往更为多元，有的用来描绘国家关系，有的强调自由市场，有的突出普世性、“普遍化”。

在各取所需甚至“别有用心”的背景下，世界主义自然遭受了相当多的批评。新自由主义在许多国家破产、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热衷单边行动等等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也影响着对世界主义的评价。人们或认为它是推广原教旨经济自由主义的帮凶，或寄予平衡霸权的厚望，或判定为乌托邦。
世界已经走过挺长一段“世界主义”的路了，近年学界兴起的“全球治理”概念，与其说是对“世界主义”的呼唤，不如说是对其走入死胡同的反思。

“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个多样性的世界。21世纪或许是人们重新回归差异化群体的世纪。这个回归不一定是回到以前的民族国家，比如欧盟会继续发展，也可能会有新的政治形态萌芽，发生新的宗教、文化、宗族的断裂，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族仍将是国际政治的核心。

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固然需要协调各方的利益，但脚踏实地研究各地的现实状况才是最应该做的。以某种形式的世界主义进行许诺或说教，恐难奏效。英谚云：“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愚我一次，其错在人；愚我两次，其错在我）。”其他人面对世界主义曾有的弊端，真的会轻易相信某种新版本吗？

欧洲哲学家德里达曾这样说过，“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抹杀作为欧洲人的固有身份；而强调自己的欧洲身份，也不会抹去自己作为法国人的民族身份。” 中国人也常说：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在政治实践上，从未有人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成功分割。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方面提出民族自决，同时又筹建国联。二战后的联合国，基于最为雄心勃勃的世界主义理念之上，同样也最坚持民族自决的原则。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同样也是一部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而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太可能改变，仅仅因为“一带一路”的推进，就提出要放弃民族主义、拥抱世界主义，结论过于轻率。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发表演讲，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看似带有“世界主义”色彩，但有本质区别。
习近平在演讲中首先指出，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要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其次，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要摒弃零和游戏、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树立双赢、共赢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尊重各国的“个性”才是合作的基础，承认各国的自身利益、自身发展是先决条件。

习主席提到的第三点，是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这或许是最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一点，但习总同样指出，“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每一个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

很明显，安全合作事关军事和外交主权，不可能脱离国家范畴，更不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形式来实现。

关于“迈向命运共同体”的最后一条，是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洲大家庭。”

在世界范围内，多样性比亚洲更强，矛盾也更为突出，先做到兼容、互鉴，已殊为不易，世界主义的理想实在太过虚无。

可见，中方不仅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而且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都已有了切合实际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我们又何必重新披上“世界主义”的旧西服呢？

再看习主席讲话中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

“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经在稳步推进”，与这些有实质内容的“合唱”相比，“世界主义”是不是正像“空洞的口号”？

“欧洲人老是自视为西方，其实自古是与东方紧密相连的，丝绸之路就是重要媒介。如今中国要复兴古丝绸之路了。这样，中国与欧洲，不再是东西方关系，而是共同回归人类文明中心地带——欧亚大陆。”

日前在欧盟重要智库——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举办的“丝绸之路复兴背后的涵义”午餐研讨会上，笔者与八十余名与会欧盟官员、学者、记者的激烈讨论。研讨会通过Twitter现场发布，受到广泛关注。

马达里亚加-欧洲学院基金会执行总裁德福安教授主持研讨会开幕致辞时感慨：“欧洲善于维持现状，而中国正高效地改变世界”。这一开场白激发了欧洲人的三大疑问：

其一，“一带一路”是什么？研讨会另一位发言者——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国中心主任范文丽称，“一带一路”更多还是愿景，看不到具体行动。

其二，“一带一路”想干什么？“‘一带一路’除了中国国内的经济动因外，还有能源获取和安全战略的考量，并且服务于中国追求世界领导权。”范文丽判断。

其三，“一带一路”能否建成？“亚历山大远征、罗马帝国扩张都未曾完成如此辉煌的业绩啊。中国如今要改写世界地缘政治版图。”这是主持人德福安的感慨。

与会欧洲人接茬儿发问，中心思想就是——我们欧洲人当年做不到，你中国人今天就能搞定阿富汗、伊斯兰国等众多威胁？！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来要去沿线保护那些基础设施？！

为这三大问题困扰，与会欧洲人还未及考虑“一带一路”建设及建成之后对欧洲意味着什么。

为此，笔者作为来自一带一路倡议国的发言嘉宾，做了一番解释，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一带一路”不只是合作倡议，更有大量合作计划做支撑，之所以未一下子公布清单，是因为需要与沿线国家、地区协商，不能硬塞给对方；“一带一路”的合法性在于世界日益增长的对合作公共产品需求与落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并非追求什么世界领导权，而是联合沿线国家发掘洲际、区域合作潜力，服务于地区繁荣与长治久安；“一带一路”既带来巨大合作机遇，当然也面临众多风险，需要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合作应对，尤其是南海主权纠纷，需要以双轨思路妥善处理。

退一步说，古人云“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即便“一带一路”设想未能完全实现，也比躺在现有成绩上，眼光短浅、沾沾自喜强。听到笔者这种说法，与会者折服于中国传统智慧。

当笔者引用布隆伯格分析数据——到2050年，“一带一路”将为世界新增30亿中产阶级，说明“一带一路”将给欧洲带来八大机遇时，欧盟官员表示可考虑将欧盟新提出的欧洲投资计划——“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对接，实现欧亚互联互通，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与全球治理。当然，操作起来还需要欧方像“一带一路”那样开放、包容。

经过一番深度对话，欧洲与会者逐步打消对“一带一路”的疑虑。笔者乘势请与会者举手表态，发现与会的多数欧洲人对“一带一路”有了信心。笔者又询问未举手嘉宾缘由，他们的回答是，没有不希望建成的，只是有前提——“一带一路”建设要按照市场化和国际规则进行，解决欧方对治理、劳工标准、环境标准及可持续发展等关切，希将其与联合国后发展议程对接。当笔者再问“一带一路”对欧洲是祸是福时，没有一个认为是祸。 

“欧洲人应该感到骄傲，在中国历史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一词的，那是德国人李希霍芬1877年提的概念。因此，欧洲拥有‘丝绸之路’的知识产权”。当听到这，欧洲人的精神劲儿一下子提起来了。

笔者表示，感谢欧洲朋友对建设“一带一路”风险的提醒，其实这些笔者新作《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中均已分析，中国的信心来自“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简单说来是44亿一起想、一起建，正如亚投行一样，完全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范办事，建设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域外国家包括美国也会参与进来。

如此，欧洲人心宽多了，有欧洲友人私下对笔者表示，欧洲人不习惯中国式“自上而下”思维方式，疑问重重，切莫见怪。

当然，布鲁塞尔只是欧洲缩影而绝非全部。笔者此前在波兰卡托维茨举办的欧洲经济大会“中欧经济论坛”上，也讲述了“一带一路”带给中东欧国家的机遇，与会者表现就积极得多，渴望吸引中国投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还是那句话——“得欧洲者得天下”。“一带一路”不能强“推”，还要对方“接”。欧洲是真正治理过世界的。“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许多是欧洲的前殖民地。必须借助欧洲经验，争取欧洲支持，携手建设“一带一路”。

“命运共同体”的说法，时常在一些舆论出现，使用这个概念的都有各自的理解。那么，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该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一方面，亚洲要共享和平稳定带来的发展机遇，在互利合作中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共同应对各自复杂的安全挑战与发展中的困难，在利益与命运共同体之中，祸福相依、安危与共。

从地理概念来说，亚洲各国都处于一个地域范围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就是谋求一种互动、互生、互利、共赢的关系，着力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利益纽带、通道连接纽带、以及安全、文化、发展理念的互信共荣纽带，实现亚洲的持久和平、共同发展和繁荣。

在共同构筑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下，来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具体实施，才能摒弃狭隘观念，得到更多包容、共识。“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集合概念，“一带一路”也是一个以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集合纽带，是为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汇聚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国策、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是一个合作发展的概念，是以经济发展为主轴，创造出中国与亚洲及其他区域在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融合的命运共同体。有人估算过，“一带一路”战略将涵盖包含亚洲在内的26个国家和地区，合计44亿人口，将产生21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仅仅在公路、铁路、港口、油管、桥梁、输电网路、光缆传输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就将衍生庞大商机。各国参与筹设中的“亚投行”和中国的“丝路基金”，就是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为打通亚洲互联互通及区域合作提供资金支持的。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是一张贯通“欧亚、连结东西”的发展蓝图，在互联互通、互利合作中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促进区域经济的稳定繁荣，并共同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全球及亚洲各国高度关注“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参加“亚投行”，其原因就是它是为了促进和引领亚太地区的经济融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它重在发挥各方优势，与体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维护共同利益及福祉的新型“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同一个奋斗目标。如此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是实现亚洲各国互惠共存、互利共赢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为开创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带路”。

迄今为止，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和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讲话中，其亮点是中国对中亚政策的“四要原则”、“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五大支柱”和上合组织开展务实合作的五大具体措施。

“四要原则”可概括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要坚持世代友好，做和谐和睦的好邻居；要坚定相互支持，做真诚互信的好朋友；要大力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要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五大支柱”为：第一，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

第二，加强道路联通。上海合作组织正在协商交通便利化协定。尽快签署并落实这一文件，将打通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道。在此基础上，中国同各方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

第三，加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人口近30亿，市场规模和潜力独一无二，各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作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

第四，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加强民心相通。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相应地，“五大具体措施”包括：开辟交通和物流大通道；实现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打破地区经济发展瓶径；推进金融领域合作；成立能源俱乐部；建立粮食合作机制。

可以看到，“丝绸之路经济带”至今还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构想，对于该经济带覆盖的地理范围、合作领域和合作机制安排、具体实施路径、实施阶段及目标等都需要尽快具体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开发计划署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早在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项目，旨在促进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改善欧亚大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围绕“丝绸之路”问题举办众多活动，诸如科学考察、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关文物展览会、“丝绸之路”旅游推介会等，激发了国际社会对“丝绸之路”的兴趣。

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该计划由230个项目组成，执行期限为2008~2014年，投资总额430亿美元，目的是改善古丝绸之路等欧亚大陆通道的公路、铁路、港口、通关等软硬件条件，使2000年前的丝绸之路重现辉煌。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中国等19国参加，拟建立6条运输走廊，包括中国至欧洲、俄罗斯至南亚，以及中东铁路和公路的建设体系等。

日本“丝绸之路外交”战略。2004年日本提出将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三国定为“丝绸之路地区”，并把该地区摆在日本新外交战略的重要地位。根据“丝绸之路外交”的构想，日本将从地缘政治考虑着眼，谋求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这个世界战略要地站住脚跟；同时，日本还要从经济利益考虑出发，抢占这一储量不亚于中东的能源宝库，通过加强政治影响和经济渗透来争取该地区能源开发及贸易的主导权。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的“新丝路”计划分智库和官方两个层面。从智库层面看，2005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财苑）弗雷德里克•斯塔尔提出了“新丝绸之路”构想：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以阿富汗为枢纽，将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西亚国家与经济发展迅速的印度乃至东南亚连接起来，促进各国以及几大区域间的优势互补，推动包括阿富汗在内的该地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2011年，美国官方提出了“新丝绸之路”计划：以阿富汗为中心，意在美国等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后，由美国主导阿富汗战后重建工作，希望阿富汗邻国投资、出力而维护美国继续在欧亚大陆腹地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实际是以美国为推手，以阿富汗为中心，连接中亚、南亚，建立一个区域性地缘政治、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里要有美国的军事基地，用来围堵遏制中、俄和伊朗。

美国认为，“新丝绸之路”不是指一条路线，而是指形成广泛的地区交通和经济的联系网络。按照美国官方的解释，“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建设包括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建设是指贸易自由化、减少贸易壁垒、完善管理制度、简化过境程序、加快通关速度、克服官僚作风、消除贪污腐败、改善投资环境等。硬件建设则是指修建连接中亚、阿富汗和南亚的铁路、公路、电网、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通过软件和硬件两方面的建设，推动商品、服务、人员跨地区的自由流动。

俄罗斯的“新丝绸之路”。俄罗斯曾多次将正在建设中的、由中国经过中亚和俄罗斯直抵德国杜伊斯堡，并连通欧洲铁路网和港口的“中欧运输走廊”称为“新丝绸之路”，并表示俄罗斯将在“新丝绸之路”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伊朗的“铁路丝绸之路”。2011年，伊朗称开始启动将伊朗铁路线通过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同中国铁路线连通的计划。这条铁路线被外界称为“钢铁丝绸之路”，或“丝绸铁路”。

哈萨克斯坦的“新丝绸之路”项目。201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外国投资者理事会第25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开始实施“新丝绸之路”项目。提出哈萨克斯坦应恢复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中亚地区最大的过境中心，欧洲和亚洲间独特的桥梁，在哈萨克斯坦主要的运输走廊上建立起统一的具有世界水平的贸易物流、金融商务、工艺创新和旅游中心。

可以看到，各国提出的丝路计划与中国最近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很大的区别。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来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定程度上被解读为中国的西进战略，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从国际视角看，如何发展中国特色大外交，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发展创造前提条件是首要的考量。近年来，随着全球和地区形势变化，中国周边环境复杂化，中国通过经济吸引力缓解周边国家疑虑的努力大打折扣。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重心东移，提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协作安排。未来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周边安全环境的配合，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中国才能在有限而宝贵的战略机遇期内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在发展中解决各种遗留问题。因此稳定周边，就是稳定中国自己，做好周边外交就是要营造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来为国内的改革发展创造前提条件，中国需要设计自己的“再平衡”战略，主动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今年内，中国以打造“两廊两路”（中巴经济走廊、中孟缅印经济走廊、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为架构的周边外交战略已初见雏形。

从国内视角看，“西进”有利于改善国内发展的不平衡。虽然早在2000年就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但东西部发展差距过大依然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全局的最大短板之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导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发展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萎缩，以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引起的连锁反应给中国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新形势下，要改变以往过于依赖美日韩及东盟市场的被动局面，中国急需完善沿海开放与向西开放、沿边开放与向西开放相适应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东西部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不同发展水平国家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新模式。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绵延7000多公里，途经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亿。以上合组织为例，组织内的6个成员国（中、俄、哈、吉、塔、乌）、5个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印度、伊朗、阿富汗）、3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土耳其、斯里兰卡）绝大部分都位于丝绸之路沿线。从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发展进程看，在安全反恐等领域取得了较多进展，在经济合作领域也有推进，但目前还不令人满意。目前各国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开展合作顾虑很多，落实多边项目受到资金的制约，需要探索一条各方都能受益的合作方式。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倡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传统、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开展平等合作，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合作与交流，把地缘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的成果，“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种创新的合作模式和有效途径。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当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更多的贡献，在扩大本国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实现与地区国家包括区内其他大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亚欧经济合作带，实现互利共赢。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跨国经济带，远景目标是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传统的区域合作模式的区别在于，传统的区域合作是通过建立互惠的贸易和投资安排，确立统一的关税政策，然后建立超国家的机构来实现深入的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没有设立高端目标，近期主要是贸易、交通、投资领域的合作，未来不会设定关税同盟。“经济带”不是“紧密型一体化合作组织”，不会打破现有的区域制度安排，更多的是一种务实灵活的经济合作安排。目前在丝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已存在不少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各国也很重视已经与区域外国家建立的传统经济联系。因此，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具有发展前景的国际机制，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潜力，使之成为“经济带”建设的基础，“丝绸之路经济带”应与区域内已有的制度安排共同发挥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须贯彻务实灵活的合作方针，多种合作形式并举，“以点带面、从线到片”，积极稳妥、循序渐进。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有助于消除贸易壁垒，促进区域内国家的经济交往。经济带是经济地理学范畴。经济带发展需要依托一定的交通运输干线，并以其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一个和几个大城市作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生产、贸易、流通一体化的带状经济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多变，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推进经济合作，就要尊重现实差异，创新合作理念，解决最现实的问题。“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多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与交通基础设施不发达、缺少出海口，同时也与这些国家的工业基础落后有关。“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涵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包括承接产业转移。近期是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带动沿线产业布局等，这是促进和帮助区域内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未来实现大区域合作的先导和基础。

“丝绸之路经济带”要与周边国家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开放型合作带，欢迎区域外国家参与。该经济带不是“核心和边缘”的剥削型经济关系，也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不平等经济关系，而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型”新型经济关系，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要提倡新的义利观，多予少取，这与霸权国家所力推的以控制他国经济命脉、改变他国政治制度为深层目的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有着本质的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中已明确表示，“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中国必须向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充分阐释这一观点，争取周边国家的更多信任和支持，避免“新殖民论”或者“势力范围论”的反弹。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不排斥其他大国，不排除与美欧大国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与相关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通过硬环境建设打通各国之间的物理通道，而且需要从软环境角度入手增进交流互信。人文交流与商贸交流并进，是古丝绸之路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加强人文交流，可为各领域经济合作夯实民意基础、提供民意支持。因此，应将人文交流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积极推动。丝绸之路国家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现阶段“丝绸之路经济带”境外建设重点在中亚。中亚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是我国西北边疆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变化，本地区国家既具备利用经济互补优势实现共同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外部势力渗透干涉以及“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共同挑战，都希望加强双边及在上海合作组织内的团结合作，营造和平、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向欧亚内陆开放的新的战略方向，目标是着力建立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积极实施全方位外交。

在该地区，中国要处理好与俄罗斯的关系。对俄罗斯而言，独联体事务特别是中亚事务是俄内政中的外交，外交中的内政，不容别人进入这一地区。在上合组织内部，任何大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倡议（如成立上合开发银行、上合组织自贸区等）没有俄罗斯的支持，很难得到响应和推进。上合组织是中俄战略协作在地区层面的扩展，中俄关系越好，上合发展越顺利，反过来上合发展得越好对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也有推动力。中亚是俄罗斯的后院，中亚的发展也牵动中国的核心利益。

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内部需要顶层设计，统一规划。“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提出，首先为解决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一个方案，也给进一步深化升级西部地区的开放水平提供了一个战略思路，西部各省份面临极大的发展机遇。从西部开发大战略考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需要加强统一规划，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上做出统一规划和政策安排。顶层设计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省一级的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不同城市功能、产业、物流等定位；另一个是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包括产业布局、跨省的交通规划和政策支持等。因此需要尽快充实“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具体内容，提出指导意见，避免各地区为争资源、争政策而一哄而上。只有发挥沿线城市间各自的优势，加强彼此合作，才能打造出向西开放的战略平台，经济带的建设才能从构想变为现实。

【作者简介】
李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导。
研究方向：俄罗斯财政税收与金融、国际经济。
主要著作：《新俄罗斯》、《独联体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东欧中亚国家金融体制改革》等。

丝绸之路，古已有之，从兴起、繁盛到走向没落，跨越了2000多年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这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引发各方的高度关注。全球化时代，我国为何再度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既为创新，“新”在何处？这条古老的文明之路能否再度承载起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推动东西文明交融的历史重任？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从历史传承与国际合作两个维度，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进行梳理，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进一步认识其内涵，评估其发展可能面临的潜在挑战，进而判断其未来的走势。

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前数千年。张骞到达中亚后，发现那里已经大量使用中国的竹制品和纺织品。西汉使团凿开亚、欧、非三大洲的通道，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就功能而言，还可以叫“茶叶之路”、“瓷器之路”、“欧亚使道”，而且地理上的具体路线也不止一条。历史上，开辟丝绸之路绝非仅仅出于贸易目的，当时的中原王朝为了巩固北方边界的安全，在信息极端闭塞的情况下，凭借传闻与使团的勇气和信念，搭建起连接东西文明的桥梁。这个过程既有偶然、更是必然。丝绸之路尽管曲折，但仍然是连接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极大地滋养了东西文明的交流，但囿于技术条件、自然条件与政治因素的限制，它难以承载大规模的物质转运的任务。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丝绸之路被效率更高的海运所取代。

近百年来，中国为重新“凿通”“丝绸之路”做出了不懈努力。1905年，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汴洛铁路）开始修建。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先生的国民政府，都规划了延伸到西北方向的铁路，以便与各国的铁路网衔接。新中国成立后，铁路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连接陇海、兰新直达欧洲的铁路动脉全线贯通。

除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我国更明确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规划。21世纪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重大战略，西部地区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丝绸之路复兴的前景日渐光明。2005年，“欧亚经济论坛”在西安召开，两年一度的国际论坛成为我国推进丝绸之路复兴的重要多边舞台。2007年，我国与中亚七国①计划共同投入192亿美元建设“现代丝绸之路”②。2008年，我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中亚四国③联合发起丝绸之路区域项目，共有19个国家响应，各国在日内瓦签署意向书，决定再为复兴丝绸之路投入430亿美元④。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述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这一构想既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又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在历史坐标系上，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内涵。

首先，在新技术条件下，丝绸之路具备复兴的客观条件。古老的陆路运输技术不足以承载产生规模效益的运输量。但是铁路和公路运输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陆地运输的成本。据测算，从我国连云港到荷兰鹿特丹，如果通过丝绸之路，运输距离可比海运缩短9000多公里，时间缩短近一个月，运费节约近1／4。此外，古丝绸之路必须避开山地与沙漠，路线选择范围有限，经济、社会效益不高。而今天，我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把铁路修到世界屋脊。因此，与古丝绸之路相比，新丝绸之路覆盖的面积将更广，路线更密集，也更发达，从而可以在更广泛的区域内把资源与市场串联起来。新丝绸之路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对古老的交通通道的复兴与拓展。

其次，新丝绸之路构想充分兼顾了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战略需求。从国际角度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本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方面的需求与两大经济引擎通联的需求叠加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丝绸之路复兴的国际战略基础。从国内角度看，我国当前的发展需要兼顾地区平衡，并着力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复兴丝绸之路能带动经济实力较为薄弱的西部地区，有望形成新的开放前沿。

再次，新丝绸之路设想兼顾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文化利益的均衡发展。中亚地区处于地缘战略要冲，又是东西文明的交汇点，更是近年来恶名昭彰的宗教极端势力的发源地。新丝绸之路构想以经济合作为先导与基石，以政治合作为前提与推进手段，以促进文化交流、化解安全风险为重要目标，是具有前瞻性的综合战略规划。经济发展为基础设施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提高了各国参与合作的意愿。政治合作消除了开展经济合作的各种人为障碍。经济发展与政治合作有助于化解安全冲突，消弭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温床。伴随着政治、经济活动而展开的文化交流，最终将促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目标并行不悖，使得新丝绸之路构想具有突出的稳定性，不至于被安全冲突打断，反而能抑制安全冲突。

丝绸之路的发展前景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战略设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以及“北南走廊”计划。这些计划为我们认识新丝绸之路设想提供了参照系。

日本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的初衷是保障能源来源的多元化。日本早期并不重视中亚外交，直到1997年桥本内阁首次提出“丝绸之路外交”设想，才开始加强与中亚的交往。日本政府认为：中亚各国远离国际市场，需要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才能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实现一体化，在此过程中，日本可以强化在这一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日本执行丝绸之路外交的主要方式是：由日本政府提供开发援助，帮助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完善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了推动丝绸之路外交，日本自2004年起推动设立“中亚⑤＋日本”机制，通过五国外长的定期会晤来促进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为日本在这一地区赢得了好名声。但日本“丝绸之路外交”进展并不理想。首先，这可能与日本自身实力的相对衰退有关。由于日本经济增长长期停滞，日本模式在中亚渐渐失去了市场。“中亚＋日本”机制越来越难以与上合组织等合作框架的影响力相媲美。其次，日本对中亚地区能源的重要性及相关安全议题的认识逐渐成熟，渐渐失去了对丝绸之路外交的兴趣。再次，日本不具备开展中亚外交的地缘条件，同时本地区与日本的宗教文化差异较为明显，“丝绸之路外交”进展缓慢。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日本外交缺乏自主权，例如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爆发安集延事件后，美乌关系恶化，“中亚＋日本”五国外长会议竟然因此而推迟。为了配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也染上了鲜明的政治干涉色彩，这侵蚀了与本地区各国互信的基础。

美国异常重视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价值。早在1999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丝绸之路战略法案”。该法案计划通过支持中亚和南高加索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来复兴连接这些国家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为此，美国致力于推动中亚国家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⑥2005年美国提出“大中亚”计划，强调要以阿富汗为立足点，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治、经济与安全的多边机制，以促进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2011年美国国务卿进一步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援助中亚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⑦推动实现“能源南下”与“商品北上”的战略目标。2012年7月，在东京召开了关于“新丝绸之路”计划的部长级会议，美国希望将日本拉入该计划，可见其对这一计划的重视程度。

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与中俄两国展开地缘政治争夺的态势明显。然而政治干涉为己方树立了对手，如伊朗；军事干涉给本国背上了沉重的经济与安全包袱，如阿富汗；战略争夺迫使本地区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实际上违背了促进地区一体化的战略目标。同时，美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也并没有因介入本地区而得到根本改善。未来，较难期待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在本地区大有作为。

“北南走廊”计划最早由俄罗斯、印度、伊朗三国发起，计划修建一条从南亚途经中亚、高加索、俄罗斯到达欧洲的货运通道，一旦项目完成，将大大降低从印度到欧洲的货运成本。然而自2000年提出以后，这项计划一直进展缓慢，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政治分歧久难弥合，特别是由于处在计划核心位置的伊朗态度日渐消极，项目几乎陷入瘫痪。随着印度实力的提升，2011年印度的态度转为积极，甚至表态愿意承担在伊朗境内的铁路与公路建设，这项计划方得以再度获得生机。

“北南走廊”的前景同样并不明朗。首先，“北南走廊”计划的提出仍然是地区大国在中亚抗衡其他国家影响力的尝试，当主导大国兴趣降低后，计划往往迅速沉寂，甚至难以维系。其次，连接南北并不具备贯穿东西所能产生的巨大战略效益。再次，北南通路上障碍重重，例如，印巴之间存在巨大的战略分歧，伊朗存在较突出的不稳定性。因此，北南通路即便建成，也随时可能因突发性政治事件而再度被阻断。

把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与前述三个计划进行比对，在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坐标体系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特性：

首先，我国目前正处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最佳历史机遇期。当前，东西方之间存在通联的巨大战略需求，而中国又处在绝佳的地缘位置上。过去30年经济高速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中亚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我国当是复兴丝绸之路的最佳推手。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包括中俄在内，大都面临着类似的发展问题，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对合作的期盼远高于利益的分歧。此时推动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战略构想，准确地抓住了历史机遇，既能满足我国自身发展的需求，又可为世界经济发展、文明融合作出巨大的贡献。
其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体现了鲜明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通过坚持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中国与本地区国家在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建立起普遍的政治互信。我国提出的构想，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这些举措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排除政治阻力。同时，肯定、接纳其他国家在本地区内的存在，有助于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强化地区的一体化趋势，充分体现了大国政治的胸襟。

再次，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在制度设计上更为合理。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布局规划符合扩散效应原理。在构想中，软件（政策沟通）建设与硬件（道路联通）建设相辅相成，消除贸易壁垒与加强金融制度建设相得益彰，经济交往与民心交流并行不悖。这些都是我国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超越既有建设计划的出彩之处。

最后，我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建立在文明融合而非文明冲突的立场上的。新构想不仅强调政治协调、经济交流、促进安全、制度建设，更突出民心相通，人民外交的思想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基础。这表明，中国外交正在走出权力政治的窠臼，为各国开展合作提供了典范，也是对全球经济繁荣与和平安全的重大贡献。

总体来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提出的恰当的战略建议。这一建议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其他国家的建议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然而，未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建设过程中，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如果拿捏不好，亦有可能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首先，制度化建设的水平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值得关注。丝绸之路是一个多边外交的舞台，既涉及本地区的国家，又涉及在本地区具备影响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甚至国际组织（如国际道路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初始的政策协调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最初的制定过程是否需要排除外界因素？在缺少主导国的前提下如何排除外界因素的作用？政策协调是否需要形成一个固定的机制？相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为了国际协调而让渡自己的主权？如果有国家因特殊原因（如政变）而退出协调机制，是否需要建立补救及惩戒机制？

在制度建设上实际需要处理好两个平衡：一是主权让渡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平衡。缺乏主权让渡的一体化进程往往是不稳固的。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始终坚持以意识形态划线，在意识形态相近的背景下，较容易形成政治互信，从而提升制度化建设的水平。然而依照我国的新丝绸之路规划，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种族的差异是必须直面的现实，“不干涉”是使新规划能够覆盖这些差异的唯一选择，那么就要看我国的计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扩大有关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并且需要对“不干涉”的范畴有更加明晰的界定。总体上说，由点及面、从线到片的思路是正确的，但在扩散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各方的利益平衡（这种平衡往往是非常脆弱的）。

另一个平衡是缺乏主导国与推进制度建设之间的平衡关系。为了消除有关国家的疑虑，中国明示放弃在新丝绸之路建设上的主导地位，其他国家也不具备承担这个地位的条件。而制度建设非有国家牵头不可，特别是在关键时期需要有国家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以便产生示范效应。放弃主导地位，则意味着承担额外责任的国家需要放弃额外的收益。这将考验国家对长远利益的认知以及对即期利益损失的承受能力。此外，要特别注意，推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须对地区一体化进程起到促进作用，而不是相反的作用。

其次，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划考验决策者的智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路线的选择需要充分考虑地理环境、经济效益与政治协调。总体上，经济带的干线仍需以铁路交通为主，其次才是公路和石油管道，最后是其他配套设施。丝绸之路途经的地带多山、多沙漠，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地理条件决定丝绸之路的很多路段只能绕行，而无法直接通过。从我国境内情况来看，现实的选择是通过新疆的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几个较为平坦的口岸出境。目前已经通车的亚欧大陆桥即属于此条线路。它是我国西北地区目前唯一的出境铁路，目前看来，这条线路应该无法承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部需求。正在规划论证中的中巴铁路、中尼铁路以及中吉乌铁路，均需要穿越山地，施工难度较大。但青藏铁路建成所累积的技术和经验，让我们对这些线路的建设更有信心。目前，中尼铁路已经开始施工，我国将把青藏铁路延伸到尼泊尔边境。中巴铁路、中吉乌铁路因其重大的战略及经济效益，目前已经得到各方的鼎力支持，顺利完工也是可以预期的。未来在西南方向经广西、云南出境前往东南亚和南亚的线路也应该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
要想使交通线充分发挥扩散效应，选址除了考虑地理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经济因素。例如同样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线，穿越人口稠密地区的线路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西伯利亚铁路。除了人口与物产分布外，避免重复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新丝绸之路的规划应该统筹考虑与本地既有基础设施的衔接问题。例如，新丝绸之路不妨考虑与“北南走廊”计划等联结，最大限度地发挥已建成设施的效用，缩减早期投入。

与技术和规划因素相比，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政治协调，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协调。例如，俄罗斯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大国，也是利益攸关的国家，俄方的态度能够对新丝绸之路设想产生重大影响。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俄视中亚地区如自家后院，不太愿意接纳其他国家在这里扩张影响力。从功能上看，新丝绸之路规划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有明显的重叠，需要进一步协调两者的角色定位。再例如，中尼铁路需要充分考虑印度因素；西南方向出境的路线需要协调东南亚各方的立场，此外还要充分考虑美、日、欧盟等在本地区有影响力的其他大国的因素。总之，新丝绸之路将是一个多边角力的舞台，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人员、谈判人员尤其是政治决策者的智慧与能力。

最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建成，还取决于能否成功消解一些人为的障碍。新丝绸之路将跨越多国边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虑体制、官僚与腐败等因素的消极影响，这是与海运相比的一个突出劣势。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的行为，都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据亚洲发展银行的调查，往来于阿富汗的卡车司机中，90%的人认为官僚是开展跨境贸易的最主要障碍。⑧至少在短期内，设立跨国边境管理机构是不现实的选项。如何把这些人为的消极成本降到最低，是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除了边境管理，安全保障是另一个突出的人为障碍。“三股势力”长期在中亚地区肆虐。费尔干纳谷地目前是宗教极端势力的重要营地。境内反动势力与境外恐怖分子勾结，进行破坏油气管线等恐怖活动的威胁并非杞人忧天。区内部分国家，如阿富汗、缅甸等局势仍然动荡。毒品等跨境犯罪问题尚未得到根治，湄公河惨案的警钟尚在耳边回荡，阿富汗山区又崛起成为新的海洛因主产区。印巴之间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中亚国家之间也屡有龃龉，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极有可能诱发政治对立甚至军事冲突。这些地区内部问题再加上地区外的政治势力的挑唆、干扰、破坏，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使得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努力付诸东流。

尽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实施存在严重的潜在挑战，我们仍有充足的理由对新丝绸之路的前景表示乐观。

第一，“新丝绸之路”可以分期分阶段实现既定目标。这一构想在空间上大致分五个区段：东亚段、中亚段、西亚段、中东欧段、西欧段。时间上可以按近期、中期、远期来分阶段建设。重新激活这条古老的贸易通道，对于沿途国家的经济建设、地区繁荣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将极大改善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对外开放前沿与经济增长段，西部地区的面貌及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台阶。通过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所谓“塌陷地区”的国家将有机会重新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逐步消除贫困与落后，这又有助于根除极端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活动的温床。新丝绸之路将把世界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地区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不仅有利于促进贸易、繁荣经济，更有利于东西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促进源自不同民族、文化、种族的群体的相互包容。因此，我们可以预期，这一计划将得到地区内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与支持。
与预期收益相比，更引人入胜的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历史价值。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丝绸之路构想突破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它主张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各方的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行阻力，扩大支持的基础，并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这些优势是以势力范畴争夺或贸易保护为目的的排他性地区经济合作所无法比拟的。新丝绸之路构想同步推进政治、经济、安全乃至民心方面的沟通与建设，突破了由单一领域向其他领域扩散的传统模式，使得这几方面得以相辅相成，最大限度地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干扰。

第二，中国完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主导和中枢作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无论是技术准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乃至政治与安全的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条件均已成熟。我国提出这一构想，既是水到渠成的结果，也体现了大国外交的自信。这种自信，源于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源于对自身实力与战略目标的认知，也源于驾驭各种复杂局面的勇气与能力。中国目前不仅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这一计划的实行，而且可以从中获得直接和间接的回报。中国推行这一计划，政府发动、企业主导、市场推动、国际合作，可行性越来越明显。

第三，自从中国提出这一计划以来，得到了中亚、西亚、中东欧、西欧各国不同程度的积极响应和配合。“新丝绸之路”的建设，带来的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的一体化和全面复兴。这是“中国梦”，更是“世界梦”、“人类梦”。

注释
①哈萨克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②华商网2007年10月10日报道，网址：http://news.hsw.cn/gb/news/2007-10/10/content_6607794.htm。
③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④”Rebuilding the silk roads”, World Highways, September 2011, http://www.worldhighways.com/sections/general/features/develop-the-silk-roads-boost-economic-growth/.
⑤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⑥”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1999″, http://www. eurasianet.org/resource/regional/silKroad. html .
⑦公路、铁路、电网及油气管线等。
⑧S. Frederick Starr and Andrew C. Kuchins, “The Key to Success in Afghanistan: A Modern Silk Road Strategy”, Silk Road Paper, May 2010, p. 26.

【作者简介】
何茂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经济外交和国际化战略。
主要著作：《中国外交通史》、《中国入世承诺要点及政策法规调整》、《对外贸易法比较研究》等。
张冀兵，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中国经济外交年鉴》执行主编。